在所谓的后工业文明社会里，作为传统诗性精神的维护者的严肃文学正面临极为尴尬的处境，门前冷落车马稀，已近乎纯文学的梦魔。无论将其归咎于中产阶级价值观念的平庸、猥琐和狭隘，抑或反思精英文学过分放纵与沉弱于偏狭的个人呻吟和琐碎的技巧玩弄，而与大众的精神痛苦和感受疏离，一时都难以使严肃文学获得强有力的自我救赎，它仍然只能在宿命般的自我沉默与放逐中寂寞前行。对于比大陆先行步入现代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海峡彼岸的文学从业人员来说，这种寂寞的命运也更早地降临了，他们不得不面对人文精神与主流的商业文明，与大众之间的断裂。按照吉登斯对现代性的定义，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就是断裂，它把人们包括知识精英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抛离了所有熟知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使人们陷入了大量未被他们全部理解的事件，一切都在他们的控制之外。现代性使历史经验被强行断裂，然而传统之流却仍然在绵延。在这种现代性的困窘中，台湾坚持着严肃文学诗性精神的人仍然未放弃挣扎与苦斗，在维护文学对人类精神承诺的执着的同时，也不画地自限，而是尽力把自己的感受和思考的声音向社会，向大众传达。他们不再仅仅是把自己的声音局限于销量不大的文学杂志上，更通过强有力的、大众形态的传播媒体与公众对话，与公众交流自己的严肃思考和探索。 在这种与公众交流的过程中，他们所赖以凭借的是有责任感的公众媒体的勇气和担当。而值得严肃文学工作者们宽慰的是，台湾的几家有影响的大报（如《联合报》、《中国时报》、《中华日报》等）维系文化精神血脉之不绝，沟通严肃文学与普通民众之联系，设立了联合报文学奖、时报文学奖、中华日报文学奖等，奖掖小说、诗歌、散文的优秀作品，扶植文学新人，坚持多年。对文学的薪火相传，对文艺成为点燃民族精神之火都有很大的助益，可谓居功至伟。 台湾几家大报的文学评奖，有很多地方值得大陆同行学习。首先，大陆的文学作品绝大部分集中于各类纯文学杂志，而这些刊物发行量几乎都很有限，难以在普通民众和严肃文学之间建立起沟通的桥梁。倘若大陆行销量大的媒体也能比照台湾报界，大力扶持严肃文学，既提升报纸自身的品质和趣味，又能使严肃文学走向社会、走向民众，不失为两全其美的好事。其次，台湾文学界同仁的评奖方式也深值大陆文艺界借鉴学习。《联合报》等报纸的几项文学大奖，很好地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精神。在入围和决选作品的评选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各位评委是出于文学自身因素的考量，对参选作品进行了较深入的剖析，投下他们庄重的一票的。评委对于作品的意见也能够得以公开，以为好则说好，以为不足则言之不足，殊少无关痛痒，隔靴搔痒，不知所云的评语，也很少顾及人情、关系。只有具有对文学事业严肃的敬业态度，才能做好如此严肃的评审工作，也只有如此严肃的评审工作，才能对严肃文学事业的发展起到正面的作用。相形之下，大陆的一些文学评奖，包括某些国家级的文学评奖，文学自身之外的因素干扰太多，各种人情关系的因素也常掺和其间，使得评选结果缺乏权威性的力量。某些著名的评奖已经使对文学多少抱持一份严肃趣味的读者倒足了胃口，落入了无人喝采也无人喝倒采的落寞尴尬的境地。希望大陆的文学界能向海峡对岸的同行学习，树立和维护文学的形象和声誉。 从近两三年，《联合报》、《中国时报》的文学奖获奖作品来看，文学的社会责任感和对人性深度的探索，在台湾和海外华文文学界中仍然是相当强烈的声音。海峡彼岸的作家依然秉持了中国文化传统近于一以贯之的文以载道的文学精神和现代知识分子高度的社会使命感和人间情怀。环境问题、政治生态、民族情结、都市的道德恶质化、游民问题、妓女问题等等都是作家们笔下常见的题材，他们在自己的笔底注入了温情与抗议、忧伤和愤怒。他们没有放弃对社会不公正的质疑，也不放弃对人生终极关怀的追问。作为艺术家，他们不拒绝对人类精神痛苦的关怀和安慰，不放弃对生命的意义深度的追求和探索。事实上，也只有负担起这样沉重的责任，踏上光荣的荆棘路，艺术才能走出同大众之间的疏离，拆掉彼此之间的“墙”，结束文化和文学言路的断裂。 自然，作为文学作品，它的力量首先就在于文学自身的艺术力量，对社会，对文化，对民族，对底层人民命运的关怀都应该是也必须是借助审美观照，凭依艺术的表达才能履行的。从获奖小说看，各位作者在经营意象的时候尤其在描写性质的文字中都是有相当功底的。这一点与新文学传统善于以描写烘托气氛、营造意象是一脉相承的，这是一个优点和长处。另一方面，就现代小说更加着重和强调的叙述而言，似未臻完美，尤其是叙述节奏控制，把握似嫌偏弱，近于小说终局，叙述节奏常令人有加速过快之感，小说的结构上，似乎非中国小说家的强项，中国古典小说本来就有此弊，获奖作品中也仍然有一些稍觉凌乱枝蔓。从入围获奖散文作品看，多数的风格较具知性力度，与坊间常见海外女作家多风花雪月的婉约风格并不是同一路子。即使在一些抒情气质较浓郁的篇章里，繁复的意象之中骨子里并不柔靡，美学品格远高于港台流行的无病呻吟的太太、小姐散文了。 获奖作品中有一些从大陆出来的旅外华人作家的作品，叙述技巧和语言控制都相当成熟和老练，也能把笔力探向处于中西文化冲突中的边缘人的内心，探索他们无根无依的命运悲哀。与曾一度风行大陆的所谓留学生文学、移民文学，尤其是那种得了便宜卖乖，趾高气昂，得意忘形的市侩气息不可同日而语。但就更高的艺术追求来看，还是让人觉得有所缺憾。作为曾经具有伟大的母语文化传统背景的海外作家，无论对于故国是主动还是无奈地离去，某种意义上都是放逐者。对于从中国文化游离出来面对另一种强大的异质文化的时候，他们都显得特别的无奈，尤其缺乏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与俄罗斯流亡文学相比，成为鲜明的对照。对俄罗斯流亡文学来说，无论是世纪初的蒲宁、扎米亚京还是后来的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都是一批道义上和美学上同时代进行不倦争辩的斗士，他们的放逐与流亡，殉道和殉难都是为美学和形而上的。俄罗斯文学是20世纪文学史上最为悲壮的篇章，同时也是最充满原创性和厚重性的文学篇章。很希望海外华人文学也能具有这种大悲悯、大情怀，超越移民文学一隅的小天地和小悲欢，在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中上升到人类灵魂痛苦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