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的直觉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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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贤亮在复出后创作的“伤痕”小说里，就以“西部”的幽默对荒谬的年代做了无情的嘲讽。

      《邢老汉和狗的故事》（1979）实际上是人的故事。狗不过是对于那个陕北女人的纪念。邢老汉和她之间的幸福是虚幻的、短暂的，注定化为乌有，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白夜》中的幼想者一样，与对方幸福的方向截然相反，邢老汉穷得打了大半辈子光棍。陕北女人来他这里，只是因为家乡每人一天半斤粮，她带出一张嘴来，省下点粮给家里人吃。贫协组长魏老汉在慨叹中幽默地说：“唉——可怜见的，妇道人家出来要饭……老是说啥复辟了咱们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哩，我看哪，现时就复辟了，咱庄户人就正吃着二遍苦、受着二茬罪哩。”邢老汉依乡亲的主意，要女人把户口迁来，可女人说她家是富农。如魏队长所说：“这比她家有个男人还难办！”——别说迁户口，地主富农连逃荒的证明也开不出来。邢老汉不解地说：“穷得都要饭了，咋还是富农？”女人带着她和邢老汉大半年挣的钱粮的一半不辞而别，于是黄狗成了邢老汉和陕北女人唯一的联系。而随着“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的开展，老汉忍痛把狗放出去，任它被“消灭掉”，因为通知说养狗就等于“窝藏了阶级敌人”。小说中西部人的幽默直指荒谬年代的所谓重大“理论”这一庞然大物，使之变形，显出它的怪诞和可笑。邢老汉想道：“先是因为身份问题妨碍了他的家庭幸福，终于连剩下的一点虚妄的安慰也被剥夺了。”“他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只隐隐糊糊地听说这就叫‘政治’，这就叫‘阶级斗争’。他微微地摇摇头，无声地叹息了一下；他觉得这样的‘政治’和这样的‘阶级斗争’是太可怕了。他觉得在这样的‘政治’和‘阶级斗争’中，生活已经变得毫无意思了。”[1]

      在《土牢情话》（1980）里，张贤亮道出了描写“伤痕”的动机：“不毁灭过去，怎么能重新生活。”[2]

      而《灵与肉》（1980）就带着“伤痛”反思了。

      主人公许灵均解放前夕被资本家父亲遗弃。1957年要完成抓右派的指标，社会又遗弃了他，将他又推到资产阶级中去，戴上顶“右派”帽子，流放到偏僻的农场，使其与马为伍。以许灵均为代表，张贤亮在他的小说系列里塑造了一个“右派”系列，疏导“右派情结”——“右派就是57年那阵子说了点实话的人”[3]。

      将郭子下午里对许灵均说的——“喂，‘老右’，你要老婆不要，你要老婆，只要你开金口，晚上就给你送来。”——和傍晚对李秀芝说的——“喂！你怎么不进来？进来，进来！这就是你的家。来认识认识，这就是我说的‘老右’，大名叫许灵均。啥都好，就是穷点，可是越穷越光荣嘛！”——连接起来，连同由他“包办”的这份‘八分钱的婚姻”，既是荒谬的情节，又勾画了情节的天幕；既是“伤痕”，又道出了“伤痕”的时代背景。这“伤痕”并不仅仅是“右派”的，而是全民的。“天府之国”女人外流，是“极左”政策下全民范围的饥饿和贫困的缩影。

      《灵与肉》信息密集。张贤亮小说的主要特征在这篇成名作里得到了充分的显露。

      《灵与肉》体现了作者的多重思维。许灵均意识到他和秀芝的方式是“反常的”，并且深知其背景是“一场大灾难”，“这场大灾难又是民族的耻辱”。然而，灾难之中他没有忘记在“50年代那种开朗的气氛中”，他和所有的中学生一样，对未来怀有一个美丽的梦。中学毕业后，梦曾一度成为现实。“浩劫”度尽后，他感到“重续了22年前的那个美丽的梦”。他没有怀疑心中的“神圣的东西”[4]。 西部广袤的荒原给他以有力的支持，他将“祖国，这样一个抽象的概念”，“浓缩在这个有限的空间”，“显出他全部瑰丽的形体”。许灵均也善于感知人与人间的感情。以郭子为代表的“西部”人压根儿就不以莫须有的标准看待他。他们理解他，保护他，给他的“八分钱的婚姻”办了一个充满人间温暖的婚礼。这是一份奇特的婚姻，纯靠偶然性排列组合。而许灵均和李秀芝不是只以偶然性中看到荒谬的一面，还体会到其中显示的奇特的命运，它把幸福出人意料地突然赏赐给人。

      以郭子为代表的“西部”人，还有李秀芝，在小说中构成了一个内部环境。这是一个正常的世界，一个“西部世界”。他们同《邢老汉和狗的故事》中的魏老汉、魏队长、邢老汉等人一样，以幽默抗衡荒谬的外部世界，以理性消解疯狂，使许灵均感到：“人，毕竟是美好的，即使在那黑暗的日月里！”许灵均为“西部世界”的乐观精神所感染，在“以劳动为主体的生活方式”中，在“平凡的质朴”中，获得了“西部”人那样的“愉快的满足”。许灵均已经融入“西部世界”，属于“西部世界”。

      “西部世界”价值体系的核心是“土地”的思想，是对于“根”的确立。这个长期困扰着现代人的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在这里呈和谐状态。在这里，许灵均遭受双重遗弃的“过去”隐褪成了一场“模糊的梦”，好似是从书上读到的关于别人的故事。最后，他就变成了适合于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而且也只能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他成了一名真正的放牧员！”和李秀芝的结合，“强化了他对这块土地的感情”，“使他生命的根须更深入地扎进这块土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