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恨水承继了前人（包括林纾的译作、梁启超倡导“小说革命”后兴起的谴责小说，以及鸳鸯蝴蝶派及礼拜六派诸多创作）的业绩，利用章回小说旧形式，创造了许多受读者喜爱的作品，这些作品是追随历史前进的，越来越贴近当年的社会斗争和焦点问题，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就是这样一个作家，却被后来的文学史研究所忽略，甚至被埋没。现在看来，这是一个不公平的现象。诚然，这是由复杂的历史原因造成的。但在近百年文学研究中，这种不公平的现象，并不限于张恨水一个作家，还有许多有成就有影响的作家作品同样被忽视被埋没了。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叫做“张恨水现象”。既然是文学史研究，我们就应该尊重历史，尊重文学发展的内在联系，尽可能反映文学发展的本来面貌，把类似于张恨水的许多作家的业绩摆平了，摆正了，这才是文学史研究应取的正确态度。 毛泽东早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就明确指出，“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许多年来，这些专门研究似乎并没有认真地抓起来。在邓小平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方针指导下，我们看到近代史的研究，远远超过了近百年文学的研究。 人们对于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等历史运动的评价，已经提出了许多新见解新成果。相形之下，对近百年文化史文学史的研究，就显得落后了。近年来，已有论者着手20世纪文学研究，有些论著即将问世。这是总结过去、面向未来的新课题，它很有利于我们摆平过去摆不平的诸多问题，对新的文学创作也会提供有益的借鉴。在这里，笔者遵照“实事求是”的原则，拟从“张恨水现象”出发，就拓宽本世纪文学研究领域略述几点浅见。 首先是本世纪文学的发端问题。我们不妨先看看“过来人”是如何说的。胡适说，他的名字就是从《天演论》的“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中得来的。他受了梁启超的“无穷恩惠”，梁主编的《新民丛报》及其《新民说》，就是“要把这老大病夫民族改造成一个新鲜活泼的民族”〔1〕。毛泽东坦然说， 他曾经是康有为梁启超的“崇拜”者，康的著述和梁的《新民丛报》甚至“可以背下来”〔2〕。 钱玄同在《关于文学革命的两封信》中说得更明白：“梁任公实为新文学之一人……鄙意论现代文学之革新，必数梁先生。”〔3〕其后， 陈子展在《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一书的开篇中就总括地说，戊戌维新虽然失败了，“但这种政治上的革新运动实在是在中国从古未有的大变动”，是中国“走入新的时代的第一步”，“中国近代文学的变迁，就从这个时期开始”。类似的知人之论尚多，不必多引述了。梁启超等人提倡的“诗界革命”、“小说革命”、“文体革命”及其创作译作，有力地推动了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的更新和发展。就中“纠弹时政”的“谴责小说”，成就尤为引人注目。林纾的译作，显然推动或引导了言情小说、社会小说、历史小说以及文言体小说的发展。那时一批又一批涌现的作者，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及艺术功力不同，对外来文化的了解和借鉴有深浅的不同，这就涌现了许多不同形式不同风格的作品，它们提出的各种社会、人生问题，都反映了他们忧国忧民的共同心情。从总体上说，这就是当年历史状况的反映，也就是“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4〕。这就是说， 从戊戌维新到“五四”运动，人们对中国国情的认识虽然日益深化了，但作为反映当年历史状况的文化的质是相同的，更何况后人和前人在文化思想上还有很深的联系。因此，把维新思潮引发出来的文学运动，作为本世纪文学的发端和有机的整体，是有天然的合理性和历史根据的。 其次，是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潮的发展变化的问题。本世纪的社会思潮和与之相偕的文学思潮，曾经大起大落，发生过很多的变化。这在本世纪文学发端时期，似乎可以找到它的原由来。严复提供的《天演论》等译著，梁启超在报刊上广泛介绍“西学”并据此批判“中学”，这给中国文化带来了新因素并影响深远。这和前人用“文景之治”“贞观之治”批评时政不同，也和魏源用《圣武记》批判投降派不同，它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参照标准和思维逻辑，这就是“依据西学，批判中学”，简言之，就是“据西批中”。它对“中体西用”说是一个突破，它的基本倾向就是从政治文化角度出发，批判封建制度及传统文化伦理道德，提出改革社会和改良人生的主张，从而起了觉世觉人的启蒙作用，进而引发了一浪高过一浪的社会革新运动。由于后来者对于“西学”和国情的了解更多更深切，其改革主张也更激进。这就出现了后来者批判前人进而取代前人继续前进的现象。改良派的保皇主张被资产阶级革命纲领所取代，改良派文化运动的业绩也因此被否定被埋没了，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证。“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此后依据马克思主义批判封建制度、传统文化以及资产阶级思想，就越加激烈广泛，“五四”文化革命倡导者陈独秀、胡适等人的历史功绩，似乎也被认为不足道了。这种思维逻辑，一直延伸到“文革”。十年浩劫，使许多人猛醒过来。在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我们的社会思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弘扬民族文化已经成了重要的任务。我们在回顾历史时会明确地感到，当年的各种批判争论，是服从于革命斗争需要，有积极的历史作用的，但其负效应很不小。比如，对传统文化的断然否定，就是很不恰当的。许多对历史发展有贡献的人们的功绩，被否定被埋没，也是不妥当的。张恨水坦然承认继承了前人的业绩而又不为前人所局限，这就显得很可贵了。因此，我们在拓展本世纪文学研究领域时，需要摆脱“据西批中”这个思维框架，实事求是地评价先前被埋没的各类作家作品。 第三，文学创作的多样化问题。本世纪文学自发端以来，创作是多样化的。散文脱出了桐城派窠臼，时务文和各类小品文多途发展；戏剧经历了新剧、文明戏、爱美剧、话剧四个阶段逐步走向成熟，形式与题材也是多样化的；旧戏曲追随时代前进，大胆创编新剧，涌现了许多精品和名家；诗歌革新成绩较少；小说创作却是大开生面，言情、社会、历史、武侠、侦探等各种题材和形式，都呈现活跃状态。后来，由于过分强调文学改革社会的功利目的，创作视野变窄了，题材和形式也单一化了。比如，武侠小说自向恺然、李寿民等人的作品问世以后，武侠就脱离了“捕块”或“王之爪牙”的地位，武侠小说也就独立发展，事实上成为“成人的童话”，也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正义感和尚武精神。但自新中国成立后，武侠小说在大陆断了线，却在港台等地发展起来，涌现了梁羽生、金庸、古龙等一批名家名作，武侠小说成了揭示人性复杂性的一种文学形式。又比如历史小说，原来是很宽泛的，一类取法于《三国演义》，强调所谓“七分史实，三分虚构”，作品不免厚重板滞；一类取法于《隋唐演义》等古代作品，传闻虚构的成分较多，读来显得轻松。总之，各朝的帝王将相后妃外戚、各种起义领袖及军阀头目，都可进入历史演义小说。诚然，这些作品的成就是很不一样的，但其中显示的反封建的民主倾向却是明显可取的。后来，我们过分强调历史题材的讽喻性和教育作用，创作视野狭窄了，题材和形式也单一化了。台湾高阳的《慈禧全传》《胡雪岩全传》等大型历史小说，似乎倾向于反映历史人物和环境的原貌，让读者从中悟出古今相同的道理来，因此很受读者欢迎。改革开放以后，作家们似乎从港台创作中获得了启发，武侠小说和历史小说创作开始复兴，并且来势很猛。这显然是一个好现象。前人的历史本来是后人的一面镜子。把前人的成败得失是非功过邪正曲直生动真切地反映出来，读者就会从中获得许多启发和教益。由此可见，把本世纪文学创作多样化的情况展示出来，对于创作界和读书界都是大有益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