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恨水以通俗文学作家身份进入文学史之后，虽稍稍弥补了文学界的遗珠之憾，但是，当学者们日益将通俗文学摄入研究视野时，方才发现对这位大师级作家的关注与剖析远未深入。我们之所以称张恨水为“大师”，就在于他能独树一帜地于鸳鸯蝴蝶派创作模式与“五四”新小说创作道路的夹缝中“带着镣铐跳舞”：既依附于俗趣味又酿造着雅情致，既留连于旧程式又探索着新技巧，既迎合着市民圈又固守着主体性，其作品表现出新旧合璧、雅俗共构的美学特征，两部代表作《金粉世家》和《啼笑因缘》（以下简称《金》、《啼》）更是通俗文学研究领域中可供读解的极佳个案。 一 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的概念界说曾困扰学术界已久，羌若宵壤的认识、冰炭不容的争论并不鲜见。其实，任何概念的界定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涵盖所有的文学现象，因为构成每一个概念的因素都不是确定的和绝对的。我们应该把每一次界定看作是从事研究所必要的理论假设，而不是将其理解为某种带有形而上色彩的唯一能指。这样，只要搞清楚某个概念是在什么条件下、什么意义上使用便足够了。那么张恨水作品是在何种意义上被列为通俗文学的呢？范伯群先生归纳说：“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是指以清末民初大都市工商经济发展为基础得以滋长繁荣的、在内容上以传统心理机制为核心的、在形式上继承中国古代小说传统为模式的文人创作或经文人加工再创造的作品；在功能上侧重于趣味性、娱乐性、知识性和可读性，但也顾及‘寓教于乐’的惩恶劝善效应；基于符合民族欣赏习惯的优势，形成了以广大市民层为主的读者群，是一种被他们视为精神消费品的，也必然会反映他们的社会价值观的商品性文学。”〔1〕这一界定与张作恰巧构成理论与文本的交相辉映。 相对而言，以“五四”新小说为起点的高雅文学继承梁启超“欲新一国之民，必新一国之小说”的精神，力求站在时代的、历史的、哲学的高度，表现出作家对时代、社会、历史、现实的深刻思考及对未来的热情展望，它是反帝反封建的文学，是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它在艺术上努力打破中国传统技法，充分吸取外国文学养料，求新求异，因而它是具有浓厚的革命性和先锋意识的“探索型”文学。 不可否认，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确存在文学意蕴与艺术品位的区分，这就有个衡量标准问题。单纯地用高雅文学的审美要求去规范通俗文学，先验地指责通俗文学之“俗”，是造成通俗文学倍受冷落与歧视的主要原因。张恨水曾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其作品被视为“色情文学”、“消闲文学”，成为他进入文学史的障碍。殊不知，通俗文学与高雅文学除具有文学的共通的一般特性之外，是分属两个不同的审美价值系统的。若一味地以后者的标准去苛求前者，恰恰是取消了前者赖以存在的独立价值。必须承认，通俗文学本身具有自在自律的内在规律。让我们从张恨水作品中去寻觅。 《金》和《啼》分别连载于1926—1932年北京《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和1930年上海《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上，都是以言情为纬、社会为经、旨在暴露的作品，可视为言情小说。言情小说按创作主旨大致分为三类：一类重在表现特定的社会环境，离不开特定的时代氛围，称为“世情小说”；一类重在人性的开掘，社会环境、时代氛围只作为一个模糊背景存在，将它移植到另一个社会环境、时代氛围中，很少影响到其作为言情小说的真实性，称为“人情小说”；第三类是着重追求离奇的恋爱故事情节，以娱乐性为第一要旨，可称为“奇情小说。”〔2〕据此，《金》和《啼》均属“世情小说”。 前者以纨裤子弟金燕西与布衣少女冷清秋两情相悦、双宿双飞到夫妻反目、凄惨离散为线索，借“六朝金粉”的典故铺叙了北伐战争之前北京内阁总理金铨一家的悲欢离合、兴盛衰败史，揭露了金家子辈寄生虫式的精神面貌和当年官场及上中层社会的腐化堕落相。后者则是一个以“平民化”的豪门大少爷樊家树为中心，以娇憨可掬的寒门鼓姬沈凤喜、高贵时髦的舞场丽人何丽娜、侠骨铮铮的“燕赵之女”关秀姑为主角的多角恋爱故事，中间穿插了军阀刘国柱仗势霸占民女的情节及关寿峰父女锄强扶弱的武侠传奇。 张恨水在开始创作言情小说时，曾坚信：“世界上之情局，犹如世界上之山峰。山峰千万万，未有一同者。情局千万万，亦未有一同者。”（《情之描写》）在创作了十几部小说后，便发现：“予读言情小说夥矣，而所作亦为数非鲜。经验所之，觉此中乃有一公例，即内容不外三角与多角恋爱，而结局非结婚，即生离死别而已。予尝焦思，如何作小说，可逃出此公例？且不得语涉怪诞，以至离开现代社会，思之思之，乃无上策。盖小说结构，必须有一交错点，言情而非多角，此点由何而生？至一事结束，亦无非聚散两途，果欲舍此，又何以结束之？”（美人恩》自序）〔3〕事实上，这大可不必成为张恨水的苦恼。 这种“似曾相识燕归来”的雷同感正是包括言情小说在内的通俗文学的内在属性和赖以存在的根据。此处涉及一个“类型”与“模式”的问题。自中国通俗小说的开山之作《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出现之后，古代通俗小说曾在题材上形成几大类型，如演义、侠义、神魔、公案、人情等，许多类型流变不衰，成为固定的通俗小说类型，如历史演义、武侠、言情、侦探小说等。类型化已是识别通俗文学的重要标志。每一种类型都联系着某一种叙事模式。所谓模式，即现象组织后面的构成方式和稳定关系，是由这种构成方式和稳定关系所形成的一种框架、格局、标准化的要求、普遍性的规范，它来自于众多个体，又属于任何一个个体。对个体而言，它是对以往积累的若干特定情景的记忆再现。近现代言情小说的叙事模式是从唐传奇到宋元话本到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逐渐形成的，郎才女貌，历经坎坷，结局多为有情人终成眷属，时而出现鸳鸯分游、蝴蝶单飞，歌颂真情至性之爱，抨击负心不忠之徒，概莫能外。通俗文学是一种“展示型”的文学，其生命力首先就在于表现、迎合、满足大众的感性欲望、欣赏情趣、审美定势、价值取向、伦理道德，一个民族习习相传的集体无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