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学术界公认，张恨水是现代通俗小说天字第一号的代表人物，研究现代通俗文学必须要将张恨水作为一个不可迂回的重镇。但是，如果仅把视野局限于通俗文学的疆域，那么张恨水的文学史意义必将受到极大的遮闭；事实上，张恨水与新文学的关系，在今天看来，恐怕要比他的作品本身更富学术价值，因为它集中体现了现代通俗小说和新文学小说互动发展的轨迹，以及张恨水在其间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 现代通俗小说随着民国的建立而开始繁荣，因此亦称民国通俗小说。 民国通俗小说铺天盖地兴旺发达的势头，到五四时期在理论上遭受重创。但通俗小说的市场并未被夺去，此后它与五四新文学平行发展，范伯群先生称为“双翼齐飞”。事实上，新文学小说虽占据了文坛的制高点，被目为正宗，但在它周围汪洋恣肆的仍是通俗小说之海。新文学作家甚至不能将自己的亲人从通俗小说的市场上拉走，例如鲁迅的母亲看书，“多偏于才子佳人一类的故事，她又过于动感情，其结局太悲惨的，她看了还会难过几天，有些缺少才子佳人的书，她又不高兴看。”〔1〕鲁迅的日记和书信中多次记载为母亲购寄张恨水、 程瞻庐等人的小说之事。若以围棋为喻，新文学所占的是“势”，而通俗小说则占有大片的实地。 特别是社会长篇小说，均表现出“大规模描写中国社会”的气魄。这是中国古代、近代的通俗小说所没有的“现代性”极强的一种气魄。这种气魄对于当时尚处于幼年期的新文学无疑会产生强烈的压迫和刺激。到30年代，新文学才开始创作出《子夜》等一批“大规模描写中国社会”之作。 在这类描写细致，讲求写实，但对主题和结构不够重视并不时夹有“黑幕”气息的社会长篇小说与30年代崛起的新文学社会长篇小说之间，存在一些过渡性的作品，最典型的要数张恨水的《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 《春明外史》连载于北京《世界晚报》1924年4月16日至1929年1月24日。张恨水给这部小说的定位颇高，“用做《红楼梦》的办法，来作《儒林外史》”。〔2〕他一方面追求词章笔法的典雅， 尤其在回目及穿插诗词上用尽心思，另一方面十分注意刻划人物性格，描绘人物心理，摹仿西方小说用景物描写烘托意境的手法，尤其注意把主题集中于揭露社会和写出人物的命运悲剧，这就超越了一般的“黑幕小说”、“狭邪小说”和“才子佳人小说”的境界，从新、旧两个方面提高了章回小说。 《金粉世家》从1927年2月14日起连截于《世界日报》，1932年5月22日才结束。它的构思和酝酿时期，《春明外史》还在连载。张恨水有意要超过《春明外史》，他构思了整个故事，安排好大体情节，列出一张人物表，标明主要人物的性格及相互关系，从而一改《儒林外史》以来的“串珠式”、“新闻化”，使百万巨著成为一个结构性极强的整体。这种写作方法与不久以后的茅盾何其相似！《金粉世家》的倒叙式开头，“准开放式”结尾，西化景物描写，大量内心独白，都显示出通俗小说刻意调整自己姿态的努力。而这部小说的“封建大家庭批判”题材，也开启了新文学中《家》、《春》、《秋》等同一题材系列的创作。 与通俗小说中以《春明外史》、《金粉世家》为代表的“调整之作”相映成趣，新文学界的长篇小说，此时一方面找不到合适的感觉和姿态，在短篇的拉长中摸索，另一方面不免亦吸吮通俗小说的乳汁，其代表作家是张资平。五四新文学在叙述格局上的重要风格之一是出现了大量第一人称的叙述者“我”，这在短篇小说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而在张资平的长篇小说中，却大多相反。他这一时期的长篇小说《冲积期化石》、《飞絮》、《苔莉》、《上帝的儿女们》等，不但叙述手法与旧小说不分轩轾，——比如大量的“叙述干预”——而且艺术格调也向通俗小说看齐。郑伯奇说“资平的写作态度是相当客观的”，〔3 〕而张资平所推崇的“写实”之作乃是《留东外史》。〔4 〕这一时期新文学界推出的长篇小说仅有10部左右，除了张资平的作品外，老舍的《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与通俗文学阵营里“滑稽大师”程瞻庐的作品格调手法都差不多；王统照的《一叶》、《黄昏》以及杨振声的《玉君》，张闻天的《旅途》，都不能称得起严格意义上的长篇，与动辄百万言，充满大全景的通俗长篇相比，它们显得十分幼稚。比如《玉君》，当作一个中篇看还不错。陈西滢说它“文字虽然流丽，总脱不了旧词章旧小说的气味”，〔5〕而鲁迅认为它只不过创造一个傀儡， 其降生也就是死亡。〔6〕此话比较偏激，不尽符合作品实际， 但它的有力影响充分说明新文学阵营对自己的长篇创作评分大大低于短篇。所以长篇小说领域，通俗小说尽管总的姿态仍然偏旧，但却充满自信，稳步地调整着自己的方向。 新文学进入自己的第二个十年之后，兴奋点由“破”向“立”转移，开始发现和反思自身的问题。从1930年到1934年，开展了三次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承认了在与旧文学争夺读者上的失败。确定大众化的方向，当然并不意味着向通俗文学道歉和低头，相反在口头上也许更逞辞锋。但其实际取向的变化对新旧两派的发展的确是富于建设性的。 新文学最富探索性的短篇小说，逐渐消减先锋姿态，增加人物、情节因素来扩大阅读面。长篇小说则大获丰收，出现了茅盾、老舍、巴金等长篇小说艺术大师。这意味着新文学小说由注重抒情的时代进入注重叙事的时代。通俗小说由此亦获得了对叙事性创作的一种自信。 通俗小说的中兴期也是以出现一批“大家”为标志的。这些“大家”连同许多“名家”推出了成就明显高于调整期的大批比较优秀的作品。 在社会、言情小说领域，首推张恨水和刘云若。张恨水从1929年《啼笑因缘》开始，加快了改良章回小说的步伐。《啼笑因缘》的巨大成功使他实现了少年时代的名士之梦，进而使他思索如何让自己的创作更上层楼。在此后的《燕归来》、《小西天》、《满城风雨》、《似水流年》、《太平花》、《东北四连长》、《现代青年》、《如此江山》、《中原豪侠传》、《鼓角声中》、《夜深沉》等作品中，他的创作态度越来越严肃，越来越密切联系时代风云，灌注现代意识。在写作方法上也进行了各种改革尝试，虽然也有失败，但总体上是成功的，为通俗小说开辟了一条充满诱惑力的新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