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张恨水小说与中国通俗文学放在一起，是个大题目。这个题目本身就要求我们拓宽视野，从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上作深入考虑。我对这个问题，缺少研究，没有多少发言权。下面谈几点建议，供大家考虑这个问题时参考。 （一）我们需要用文化战略的眼光来看待通俗文学的存在及其存在的价值。文化热高潮早已过去，现在谈文化不是赶时髦。但这些年学术界仍然常常从文化史学、文化形态学、文化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探讨文学现象，剖析文学作品的艺术成就及其所张扬的艺术精神，这不奇怪。因为文学的变化和革新，与文化的变革、与文化生态环境的格局分不开；文化与文学的演化和发展，又总是通过与各种文化与文学相互接触、相互交流与融合的方式来实现。再过几年，人类即将进入21世纪。当代西方一位著名文化哲学家C.A.冯·皮尔森（曾在荷兰莱顿大学、自由大学任教，做过哲学系主任），著有《文化战略》一书，他在给中文版写的引言中说，“明天的世界将是一个有许多个经济中心，科学中心，以及更为重要的文化中心的多元性世界，这种前景很令人振奋。”但能否进入这个中心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要看我们能否发现一些共同的趋势和共同的途径，把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带进去。他用广义的眼光看文化，把文化看做是人类的动态的活动过程。在他看来，一种文化，只有当它“向其他文化学习并求得自身的发展时，它才能变成一种开放的文化。”〔1 〕这位教授还有一句名言：“文化不是名词，而是一个动词；换句话说：文化是我们自己的制作，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文化的发展不是在我们之上和之外发生的；相反，人自己必须找到一种文化战略。”〔2〕而他认为， 文化战略就是人类的生存战略。 所以，我在这里借用他的观点讲的所谓“战略”，不是政治宣传家所说的谁战胜谁的问题；而是讲我们研究问题的眼光应更加开放，更具全球性，应从人类生存和社会的精神秩序究竟应该怎么摆来看待通俗文学的存在。因为未来将展现为一种开阔的、全球性的文化，它将具有许多副面孔，多样性的信息传输手段，极其丰富的对话，和各种形式的、引人入胜的文学艺术与文化哲学的交流。从未来看，从文化和文学应有的多元性多样性看，张恨水和通俗文学的存在，就不仅是一种历史现象，也是一种与未来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现象。只要我们把眼光扩大一点，就会看到通俗文学的兴盛和泛滥，是世界范围的现象。凡有文学存在的地方，就不会只有严肃或通俗的一种独领风骚。各个国家不同时期种类不一的文学，虽然各受特定的社会物质与精神生活条件的制约，但总的来看，各国文学大抵都区分为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两大类，却不能不说这正是各该民族的共同文化心理结构，与长期积淀下来的审美心理素质，在不同层次上作用于文学的发展，及文学功能的多元性与社会欣赏的多层次性相互对应的表现。历史地看，文学中的严肃与通俗，作为精神现象都是社会文化运动的产物。除了那些旋生旋灭毫无研究价值的而外，通俗作品，尤其是其中思想与艺术特色显著、在群众中影响较大的作品所取得的成就，既在整体上反映出社会文化心理实际所需要的平衡状态，又在这种状态上代表着文学生产与消费的普适性水平。所以，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通俗文学的存在价值，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它所表达的思想情绪，它的审美功能，它与群众所保持的广泛联系，它在马克思所说的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即劳动者用于自我享受及自身发展的闭暇时间里（即“自由王国”开始的地方）所起的精神调节作用，是其它文学及文化活动所不能取代的。从文化战略眼光看，人们的精神生存方式、文学生态环境和秩序，形成之后就有其为社会全体成员共享的普同性（普遍认同），一旦遭到破坏，造成的损失将是无法估量的。一个民族如果把自己文化传统的丰富性多样性瓦解了颠覆了，那么，你将拿什么文化和文学进入未来的世界？在未来多元的文化中心里，还有自己这个中心存在的重要地位么！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第三产业中的“闲暇产业”，即满足人们在闲暇时间中精神消费需求的产业的发展水平，往往成为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标志，在精神消费市场上通俗文学、通俗影视作品、流行音乐等所谓流行文化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也不会是短暂的。这类通俗作品以其所具备的美学功能参与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并以它所拥有的包括传播手段在内的优势影响着社会的风气。我们常常说，未来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竞争归根结底又取决于国民素质教育。公元前6世纪赫拉克利特就讲过，气质是人的守护神；但， 素质教育离得开通俗文学读物，离得开由浅入深的文学教育，离得开整个社会文化环境的滋养及其所形成的风气的影响么？几年前，在第二次张恨水学术研讨会上，就有同志讲过张恨水研究是跨世纪的研究、超国界的研究，我今天讲的第一点，逻辑起点与他们说的也许有所不同，但精神是一致的。就作为他们意见的一种补充、一种附议吧。 （二）文化发展是多线进化、多元并存，多向交流与整合的。文学也如此。如果我们承认文化和文学都是“多线进化”的道理，那就应当承认，通俗文学有它自己的整体性、整合性；它在题材选择、写作手法、主题表达、美学情趣、语言风格、读者对象、审美价值定位等等方面，都与新文学有所不同。比如，新文学作家十分看重审美理想的表达和人生意义的探索，强调艺术个性表现，和艺术技巧的新颖，不是讳言便是不屑为兑现文稿的商品价值而写作；通俗小说家则常常迁就读者，总是依照读者的审美准则、道德取向、流行的美学观念与现存的价值体系来处理人物关系，表达作品主题。优秀的通俗小说家明白，迁就的限度，是不能走向庸俗，在学习新文学长处、意识到新“旧”文学可以互补的基础上，能自觉地为“匹夫匹妇”写作。张恨水就说过：“新派小说，虽一切前进，而文法上的组织，非习惯读中国书，说中国话的普通读者所能接受”；我们“无法把西洋文法组织的文字，硬灌入这一般人的脑袋，窃不自量，我愿为这般人工作”〔3〕虽然，在当时能明确意识到这一点的人不多，但无论其是否自觉，通俗文学的任务是普及，出发点是首先点燃文化层次较低的市民读者的欣赏兴趣，满足他们的文化需要，中国通俗小说家采取这种态度写作的实非少数。 通俗小说文化内涵的多元性，表明这类小说的价值取向与社会文化心态保持着表层同一、直面观照的客观品性，它们的表现手法虽然浅近，但却很注意贴近现实，虽然疏于提炼，但却有比较浓郁的生活气息，所以，精华与糟粕并存的作品居多；而从其发展的一面看，又应看到通俗小说在蜕旧图新过程中因应时俗而作的自我更新与综合。艺术上有悟性有才华的作家，每每会以创作的丰收，以写出优秀作品来完成审美的综合；但在更新与综合的过程未完成前，不少作品常常会出现新旧并存或客观展示的自然主义倾向。而另一些以迎时媚俗为务的作者，就常常会将这种更新变成以趣味主义为中心的“大杂烩”。这些都说明，通俗小说作为一个整体，有它自己的“生存式样”、生存法则。为了适应市场和读者的需要，它似乎天生就具有迎合时尚的气质，它很善于在与其它文学的竞争、交叉、互补中保持自己的优势。它有很强的胶结于社会生活与文化土壤的生存能力。它的以娱乐性、消遣性为特征的“快餐型”文学优势，正是这种生存能力的生动表现，或者说，正是这种生存能力发展了巩固了它所拥有的文学优势。 最近，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编著的《中华文学通史》中，将“张恨水与其他通俗小说作家”列为专章，起草时即有这么一种考虑：无论“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或以此派为代表的通俗文学，思想上艺术上有多少陈旧的成分，但它们在内在精神上与新文学仍有不少相似之处。与新文学一样，它们也植根于现代中国的社会土壤，在历史的大动荡中，也都经受着现实社会矛盾的煎熬与民族斗争的考验，也同样发生过剧烈的变化与分化；就在他们与新文学阵营争论最多最激烈的时候，也并非没有合作一致之处，三四十年代民族危亡之际，就表现出同仇敌忾的一面；而且，不管当事人当时是否意识到，新文学作家的批评指责（尽管有的很武断很片面），有时也推动通俗小说家适应时代需要，作了自我革新；通俗小说拥有众多读者的事实与经验，对新文学作家特别对那些越来越关心文学大众化课题的新文学作家，也有所触动与思考。通俗小说作家虽然标榜趣味性、消遣性，但他们所写出的好的较好的作品，仍然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客观现实，触及人们共同关心的社会课题，同时以不同方式表达了市民读者的生活理想，满足了他们的审美要求，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作品不但在思想上艺术上有可取之处，还正好弥补了新文学的不足。总之，通俗小说有自己的活动天地，经历了自己的兴衰变迁，营造了别样的艺术世界，拥有不同的、庞大的读者群体，构成了独特的文学景观，它们理应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并且得到科学的历史评价。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说，在近现代文学发展长河中，通俗小说家作出了自己的努力，他们对于推动我国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容抹杀的贡献。包天笑、周瘦鹃、张恨水、刘云若、向恺然、李寿民、宫白羽、王度庐、程小青、孙了红等人，为通俗小说的繁荣作出的成绩，是我国文学库藏中的共同财富。有的人为此而以笔作犁，勤奋地耕耘了一生，我们不应忘记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