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余秋雨先生的散文在文坛上下不胫而走，赢得了几乎是众口一辞的赞扬时，我曾写过《过于随意的历史读解》和《平心静气话秋雨》两篇文章，旨在强调应实事求是，一分为二地看待和评价秋雨先生的散文创作，特别是要清醒地看到和认识秋雨散文中掺杂的某些观念上的偏颇和尺度上的悖谬，而切不可不加分析地一味推崇褒扬，以致捧杀作家，同时误导读者。这两篇文章分别在《理论与创作》1995年第4 期和《当代文坛》1995年第6期发表后， 我曾接到几位学者和评论家的信函与电话，表示同意拙文的思路和看法。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则相继于1995年第10期和1996年第2 期全文转载了上述二文。这庶几可以说明，拙文是言之有物，论之成理的。也许就是因为这一点，当时曾有报刊约我再写一点有关秋雨散文评论的文章。然而，我却迟迟没有从命。之所以如此，倒不是我自觉在秋雨散文这个问题上已经无话可说，而完全是为了避免某种误会。要知道在时下听惯了颂歌的文坛上，一个批评家就某一位作家的创作连续发表毁誉参半的文章，是很容易被认为彼此间有“夙怨”的。我同秋雨先生素昧平生，甚至缘悭一见，以往撰文说些不同的意见，无非是出于书生的较真，又何必因一时的痛快而自招嫌疑呢？ 然而，此时此刻，我终于决定拿起笔来，再谈秋雨散文创作这个老话题。这一则因为自前番论秋雨散文迄今已将近一载，时间距离已自然消解了产生误会的可能，而我在这个问题上又确有以往未曾说尽的意思要接着说：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缘故，这就是近来我有幸读了几篇同样是谈论秋雨散文的文章，它们特有的观点、尺度、思维方式乃至语言表达，使我关于秋雨散文的评价在原有思路之外，有了一些更为微观具体，也愈加深入辩证的看法。而这些看法无论从准确评价秋雨散文创作得失优劣的角度考虑，抑或就普遍增强文艺评论科学性的意义着眼，都有明白一叙的必要。 我于近期报刊读到的有关余秋雨散文的评论文章主要有三篇，它们是王强的《文化的悲哀：余秋雨的学问及文章》，刊于《文学自由谈》1996年第1期；韩石山的《余秋雨散文的缺憾》， 刊于《北京青年报》1996年3月12日；程光炜的《疲惫的阅读》， 刊于《中华读书报》1996年3月27日。另有汤溢泽刊于《文学自由谈》1996年第2期的一篇，我未能读到全文，但从《作家报》上看到了题为《〈文化苦旅〉是文化散文衰败的标本》的较长的观点摘要。这几篇文章，一看标题就知道是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批评余秋雨散文文本的，属于秋雨散文的否定派。按说在秋雨散文的评价上，我早就写过包含了诸多批评意见的文章，对于以上诸家所论，似乎应当引以为“同调”。然而，事实上，我却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几篇文章的观点和说法。这是因为，当初我撰文指出秋雨散文的某些观念偏颇和尺度悖谬，是在充分肯定其成绩和贡献的基础上的，是一种一分为二的、旨在准确认识评价秋雨散文现象的审美考察，而上述几家所论，是单说秋雨散文的缺憾与弊端的，更确切一点说，是从整体和根本上否定秋雨散文的，而他们所指出的秋雨散文的症结，或者说否定秋雨散文的理由，从学理的角度看，明显存在着较大的主观随意性与片面性，因此，其论述本身连同相应的结论，便缺乏应有的科学性和足够的说服力。为了把这一问题表述得更具体、更清晰一些，以下针对几篇文章的主要观点，分别进行一点简要的辨析。 二 不妨先谈韩石山先生的文章。这篇只有1600字的短论，其结论为：“余秋雨的散文原本就不是什么创造，不过是一个也还有些才气的读书人的精心编撰。时间一长，就陷入自己制造的模式之中，难以摆脱，也就难以为继。”而实际上用来说明、印证这种“缺憾”和“模式”的文本，却只有一篇《道士塔》。而这篇《道士塔》的主要毛病，在韩先生看来，又在于作家描绘历史细节时的“信口雌黄”，即“把什么都说成是真的，就像自己亲眼见过似的”，以致于让人感到“这哪里是写散文，分明是写小说”。这样一种逻辑论证显然是极不严谨、颇多罅漏的。此外，我们且不说仅凭对一篇作品的分析就引申出作家整个散文创作的“缺憾”、“模式”，有没有管窥蠡测、以偏概全之嫌；也姑不论细节描写的生动逼真与创作“模式”之间有什么关系，不加分析地将它们扯在一起，强为因果，是否属于毫无道理的“拉郎配”？即使单看对《道士塔》本身的诟病，也根本经不起推敲。试想：散文一体固然有真实的要求，然而，无数成功的艺术实践告诉我们，这种真实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主体品格的规范，即散文作品必须承载作家真实的人生与情感体验；而并不绝对排斥作家在抒发真情实感的过程中，对某些艺术化了的客体场景和生活细节进行必要的整合、生发和渲染，更何况《道士塔》中的某些历史的钩沉。在这种早已失去了体验世界的依托与参照的艺术创造中，作家从史料出发，凭借合理的想象展开灵动的描写，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必需的。从这样的角度看问题，一篇《道士塔》把“什么都说成是真的，就像自己亲眼见过似的”，非但不是什么缺憾，相反是一种成功。至于它在文体上是像散文还是像小说，其实并不重要。因为大凡有创意的文学作品，常常善于打破既定的文体界限，而把多种文体的表现因素汇于一身，其结果并不妨碍自身的审美价值，而是成就了一种艺术的新鲜感与“陌生化”。在这一方面，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社戏》、《鸭的喜剧》等作品，已提供了为人赞赏的先例，石山先生又何必胶柱鼓瑟，不事变通呢？ 再看程光炜先生的文章，尽管也只有区区千余字，但是却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提出了一个整体性的判断：读余秋雨的散文让人感到精神很累。至于“累”的原因，作者归咎于秋雨为文的两大失误：一曰讲述历史时的教师姿态；二曰引征史料，传播史识时的缺乏节制与收敛。这样的责难乍一听来似有道理，但稍加分析，仍然难以自圆其说。首先，秋雨散文讲述历史确有不少居高临下的教师口吻。但是这种口吻在作家那里，与其说是知识人格的一种外化，不如说是为了达到吐纳古今，传经布道的目的而选择的一种叙述手段。它在接受效果上并不一定导致疲惫，这里关键看它是否做到了生动形象，深入浅出。君不见，作为古代小说“家数”之一的“讲史”，在漫长的岁月里，始终保持着居高临下，全知全能的“教师爷”口吻，但由于它很讲究传达的技巧和艺术，所以，照样具有引人入胜的力量。具体到秋雨散文而言，它的叙事形态，包括语言、笔调、结构、场景、境界等等，都是极富才情和高度审美化了的，因而表现出很强的可读性与感染力。关于这一点，不少读者包括一些艺术要求很高的作家和评论家的阅读体验可作证明。由此看来，光炜先生在教师身份和阅读疲惫之间简单划等号，是不足为训的。其次，出于同读者一起淘洗历史、感知历史的目的，秋雨散文在构建艺术文体的过程中，的确引入了较多的正史、裨说、诗文、掌故、遗迹等等。此种引入虽然有时暴露出或辨别不慎，以讹传讹，或张冠李戴，郢书燕说的毛病（关于这一点，笔者《过于随意的历史读解》一文即有所涉及，可参阅），但就整体的叙述形态和阅读效果而言，毕竟称得上渊赡丰厚而又举重若轻，旁逸斜出而又水乳交融，不少青年读者正是通过这样的历史解读，知道了莫高窟与天一阁，懂得了毛笔文化与科举制度……而此种效果之所以取得，自然主要得力于作家征引历史资料、传播历史知识时的舒卷自如，万取一收，即一种从容自由地驾驭材料的功力。光炜先生无视这样的事实，在不提供任何文本实证的情况下，断言秋雨散文“太爱铺排历史常识”，缺少敏锐的适度感，用情不敛等等，便颇有几分无的放矢和言不及义之嫌，因而也就很难令人心悦诚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