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与价值在于他对文化批判与民族性问题的格外关注，他的作品承受着对转型期中国文化尤其是俗文化的冷静的审视，其中既有批判，又有眷恋，而这一切又都是通过对北京市民日常生活全景式的风俗描写来达到的。他第一个把“乡土”中国社会现代性变革过程中小市民阶层的命运、思想与心理通过文学表现出来并获得了巨大成功。老舍的作品注重文化，铺写世态，是那么真实而又有世俗的品位，加上其表现形式又适应并能提高市民阶层的欣赏趣味，所以能为现代文学赢得知识分子之外的众多读者。北京文化孕育了老舍的创作，而老舍笔下的市民世界又是最能体现北京文化的人文景观，甚至成为一种文化史象征，一说到北京文化，就不能不联想到老舍的文学世界。 老舍的作品在中国现代小说艺术发展中有十分突出的地位，与茅盾、巴金的长篇创作一起，构成现代长篇小说艺术的三大高峰。老舍的贡献不在于长篇小说的结构方面，而在于其独特的文体风格。老舍远离二、三十年代的“新文艺腔”，他的作品的“北京味儿”、幽默风，以及以北京话为基础的俗白、凝练、纯净的语言，在现代作家中独具一格。老舍是“京味小说”的源头。老舍创作的成功，标志着我国现代小说（主要是长篇小说）在民族化与个性化的追求中所取得的巨大突破。 一、文化批判视野中的“市民世界” 在现代文学史上，很少有作家像老舍这样执着地描写“城与人”的关系，他用众多小说构筑了一个广大的“市民世界”，几乎包罗了现代市民阶层生活的所有方面，显示了老舍对这一阶层百科全书式的知识。而老舍在观察表现市民社会时，所采取的角度是独特的。和二、三十年代主流文学通常对现实社会作阶级剖析的方法不同，老舍始终用“文化”来分割人的世界，他关注特定文化背景下人的命运，以及在文化制约中的世态人情，作为“城”的生活方式与精神因素的“文化”的蜕变。对老舍来说，市民社会中阶级的划分或者上流下层的划分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文化”对于人性以及人伦关系的影响。这个视点决定了老舍的作品在二、三十年代不能得到主流派文学阅读时尚的欢迎，但这并不妨碍老舍艺术上的成就：在文化批判视野中所展开的市民生活的图卷是独创性的，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以及对国民性的探讨也是独特的，在他的那些最优秀的作品中，老舍还格外注重为现代文明探索病源。 老舍用“文化”来分割他的市民世界，其中不同类型的市民形象分割体现着老舍对传统文化不同层面的分析与批判。他的市民世界中，活跃着老派市民、新派市民以及正派市民等几种不同的人物系列，各式人物的性格构成往往都在阐释着某种文化内涵，老舍写“人”的关节点是写“文化”。 老舍写得最好的是老派市民形象，他们虽然是城里人，但仍是“乡土”中国的子民。身上负载着沉重的封建宗法思想的包袱，他们的人生态度与生活方式都是很“旧派”，很保守、闭塞的。老舍常常通过戏剧性的夸张，揭示这些人物的精神病态，从而实现他对北京文化乃至传统文化中消极落后方面的批判。 早在1929年于英国写成的长篇《二马》中，老舍就塑造了一个迷信、中庸、马虎、懒散的奴才式人物老马，他的生活信条就是得过且过，这样一个角色，容易使人联想到鲁迅笔下的阿Q。 因为就是为落后的国民勾划灵魂，两者颇有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阿Q 生活在“老中国”的乡村，老马则是华侨，旅居国外。老舍有意把老马放到异国情景中去刻划，试图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背景中更明显地突现落后国民性的背谬之处。另一部写于1939年的长篇《猫城记》反映了作者当时反主流思想情绪，其政治观点是不适合历史主潮的，然而其作为一部寓言体小说所构设的荒诞世界中那些“猫民”的种种保守、愚昧、非人性的性格，分明也映射着“老中国儿女”落后的国民性。这两部小说艺术上都比较粗糙，而且并非直接写市民生活，但其写作旨意很能代表老舍创作中所显示的“文化批判”的指向。 老舍非常注重将市民生活方式中所体现的人生观及其文化根蒂加以展示。在他塑造的老派市民形象系列中，除了《二马》中的老马，还有《牛天赐传》里的牛老四，《四世同堂》里的祁老太爷、祁天佑，《离婚》里的张大哥等等。最引人注目的还是《离婚》中的张大哥。这是一个知足认命、墨守陈规的市民，他小心翼翼要保住自己的小康生活，害怕一切“变”。小说一开头就用夸张的笔墨介绍：“张大哥一生所要完成的神圣使命：作媒人和反对离婚”。对张大哥来说，“离婚”意味着既成秩序的破坏，而他一生的“事业”正是要调和矛盾，“凑合”着过日子。张大哥这一套由婚嫁观念为基点推衍的人生哲学，体现了传统文化封闭、自足的一面，《离婚》所描写的张大哥的家庭纷争及其危机，可视为传统的民族生存方式的危机。小说辛辣地揭示了张大哥的“哲学困境”。这位张大哥对待人事的准则是：“凡是经小筛子一筛，永不会走到极端上去；走极端是使生命失去平衡，而要平地摔跟头的。张大哥最不喜欢摔跟头。他的衣裳、帽子、手套、烟斗、手杖，全是摩登人用过半年多，而顽固老还要再思索三两个月才敢用的时候的样式和风格”。连小说中另一位“马虎”先生都嘲笑张大哥的生活态度就是敷衍，而且是郑重其事的敷衍。作者以现实主义的严峻态度，写出了这种受传统知足认命的人生观支配的旧派小市民的生活态度在“乡土”中国往现代性转换的历史过程中所受到的巨大冲击。在遭到不幸时张大哥竟至毫无所为，因为他的“硬气只限于狠命的请客，骂一句人他都觉得有负于礼教”。张大哥成了悲剧角色，只会绝望地哀叹：“我得罪过谁？招惹过谁？”老舍以幽默的笔法，真实地写出了张大哥这类市民社会“老中国的儿女”因循保守的庸人哲学的破产，以及他们欲顺应天命而不可得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