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称90年代的文学是都市的文学，90年代的都市是女人的都市，90年代的女人是顶天立地的“小女人”，虽不乏戏言，却也一语中的。追溯近半个世纪来中国文学中的“女史”：40年代娜拉出走，寻求社会地位的独立（如苏青、张爱玲这批人）；50年代要求婚姻自主、争取人权的独立（如刘巧儿之类）；60、70年代强调“妇女能顶半边天”，过激为女性“雄化”现象（如样板戏、铁姑娘）；80年代女性与男性共同争夺一片天空（女改革家、女强人等，是前者的延续，但已从极端回归）：90年代女性与男性共同拥有一片天空（都市白领丽人阶层的出现，表明女性在实现人的价值的同时，亦关注起女人价值的实际）。由此可见，当代都市女性的两种品格：一是“我先是一个诗人，后是一个女人”（四川女诗人翟永明语），即先是一个人，后才是在人的层面上体现女性的品质；二是“先是女人，后是作家”（武汉评论家评池莉语），即总是在努力平衡着人（事业）与女人（家庭）二者间的关系，决不想因前者而失去后者。所以当我们称第一类为“大女人”时，第二类无疑就是“小女人”了。“小女人”的文字，较之前者更具世俗性，也更能体现都市文化的特征。 “小女人散文”的炒爆，是“95妇女年”的热点之一。上海的素素、南妮、广东的黄茵、黄爱东西、张梅、周小娅（原籍湖南）等，群体地浮出“海面”，并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首先推出两套精致的《都市女性随笔》丛书（共十四册），在95出版界出尽风头；而其中属于南方文坛的专栏作家们，还于“95南国书香节”联席签售作品集《夕阳下的小女人》、《广州文艺》96年第3期特辟“小女人散文特辑”、“笔谈”、 “编辑人语”，其声势从上海造到了广州；继而又造到了京城，“小女人散文”作品研讨会如期在北大学府召开，并在《艺术广角》96 年第5期“文学的软化现象研究”专栏中集中刊登了这次研讨会的部分“学术文章”。诸如此等，都表明，社会各界已不能不注视都市女性随笔大量涌入90年代创作界这一当前文坛的奇观了。 一、“小女人散文热”与其必然——时代价值论 物质追求重实绩、精神追求重消闲，这是商品化、都市化时代最显著的特征之一。都市化阶段，无论文学、艺术、教育、科学，无一例外都要受到商品大潮的冲击，也就是说，一切都将导入商品生产和消费的轨道，即使精神产品的生产，在相当程度上也要以满足物质利益与消闲时尚为最终目标。因此，单就文学来看，那些“严肃”的诗歌与小说便势在难免地陷入了困境与窘迫（除少数被“炒红”的作品外），而散文随笔却以风起云涌之势（多种散文辑、系列丛书的大量发行，“副刊”的畅销，读者队伍的庞大，各类散文非散文作家、作家非作家的参与写作等等），显示出异常的活力。值得注意的是，散文中那种载道言志之作，也业已失去往日的中心地位，而以体验生命状态、表现女性内心世界为主要内容的女性散文和以体现生存状态、审时度事为主要目的的女性随笔，却被推到了瞩目的位置上。无可否认，时尚正是需求。当物质世界日趋实用、功利时，女性散文随笔便不失时机地成为对现实世界的导引和补足。 就当代女性散文作者群来看，我曾从代际上作过如下划分：一是经历过文革、受传统文化影响教深的一代（多出生于40年代），她们在新时期初仍以超越女性意况的“钢笔”延续着批评、启蒙与开拓的主题，后经知识回炉，开始发生某种变化，融入第二代；二是受过正规教育，处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西方文化）交锋锋面上的一代（多50年代出生），她们则更多地由认识外部世界转向对个性全面发展之内在路径的探寻，注重发现女性自身的障碍，并从人性本质、自然人与社会人的自我冲突根源上重新认识女性的疾苦，这代人的创作最可勾勒出当代女性意况自觉并趋向成熟的轨迹，也是当代女性理想与现实、传统与现代、宇宙与心灵最具张力的表现，（关于这类“女性写作”，另有专文论述）；而更年轻的一代（60年代以后出生的），则几乎就是成长在商业文化的沃土中，其思想更具当代性，她们不仅在经济大潮中如鱼得水，而且深得其道，因此也最能适应这个时代，创作出即满足商业化社会的“消费需要”，又不乏“文学品格”的文学，这一类文学俏丽新潮、机敏灵活的特点，也正得益于这个时代和作品的年龄：没有传统束缚，也还来不及想得更远更深，有的只是作为时代女性对新世界的感觉与呼唤，是时代骄子对新浪潮的思考与响应，而“小女人散文”的“涌现”，亦正是这一类文学恰逢其时的表现。 一方面，在当代社会，都市化时代，具有独立精神和特定时代文化性格与风貌的知识女性，本身就是一道现代都市的亮丽风景，她们在各个方面都起着引导潮流的作用，正如美国社会心理学博士布洛特所言：在大都市，“拥有中等以上收入和教育程度的年轻女性——影响一般人的潮流趋势正是从这些人开始的”〔1〕；另一方面， 世俗化大潮又使得深陷于物欲泥淖而远离精神家园的人们，渴望重拾自由与温馨，或遁入诗意与梦幻的世界以逃避现世的烦恼，或找到知心的谈伴与解决问题的途径以摆脱当下的孤独感与挫折感，而这，更是“小女人”的文字所可以办到的了。在时间上，它承接稍前的“港台武侠、言情热”，给厌世者以慰藉，给求生者以指引；在空间上，它又占据着大大小小的副刊、文集、扎扎实实地做着“出尽风头的女生”。 联系时代的诸多因素，我们便不难发现90年代都市女性随笔散文（即“小女人散文”）走热的必然性了。 二、“小女人”的意识形态意味——文化价值论 风光靓丽的“都市女性随笔”（即“小女人散文”），究其实是30年代一度兴盛的小品文在90年代的再度复兴。而“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他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因为王纲解纽的时候，个性比平时一定发展得更活泼。”〔2 〕这说明小品文（随笔）文体的生长对时代精神气候有着特殊的要求，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的“文以载道”传统的国度，文学一向难得“闲适”，因而以“闲适散谈、兴之所致”为其特征的小品文，也一向很难形成“大气候”，特别是在政治经济一体化时期，任何文体又都不可能逃脱“主流文化”的箝制，即使也曾有作家在相对边缘的位置上致力过小品文的创作（如秦牧），但其写作也只能是以知识性来取代主体灵性的抒发。而当时间进入90年代，一群南国“白领丽人”借助传媒“环佩叮当、风姿绰约”地走进都市大众阅读的视野，这一看似轻浅浮华的文化现象，实则从一个角度告知了生活与时代的大变迁；新的经济秩序已经给个性化散文写作开辟了一个广阔的空间，小品文复兴的时代真正来临。而这一时代的背景，正是传统的意识形态为新的经济生活所颠覆，（所谓“中心文化在南方的减弱”，其真义也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