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1938、1939年）后，大后方（云贵川等地）相对稳定，各项文化事业略有恢复，文艺创作也渐渐有了一点新的机运。在散文创作领域，学者散文最为惹人注目。战前曾与鲁迅激烈论战的新月派理论家、当时被“左派”误解为倡导“抗战无关论”的梁实秋陆续发表了他的“雅舍小品”〔1〕， 后来的《围城》作者钱钟书则在1941年出版了《写在人生边上》〔2〕，稍后， 语言学家王了一（力）自1942至1946年间写成了《龙虫并雕斋琐语》〔3〕。虽然由于战乱， 这些作品在当时影响有限，但现在看来，三位作者无愧为战时学者散文的三大家。 何谓学者散文？并没有一个严格的定义。顾名思义，学者写的散文就叫学者散文。但是，很多诗人、作家（如朱自清、闻一多等）亦兼为学者，他们的散文为什么又不被称为学者散文呢？这就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职业比重，二是风格。如果某人主要以诗人、作家名世，他虽然兼为学者，其散文人们一般不以学者散文目之。以朱自清为例，他虽然一直是清华大学教授，但他的成名主要在散文、诗歌创作，他作为作家的成就大于教授，其散文自然是作家散文而非学者散文了。显然，如果仅仅这样以职业比重作为划分依据，实在太缺乏科学性和实际意义。“学者散文”之名所以成立，关键还要看作品风格。毋庸赘言，《背影》、《荷塘月色》等乃标准抒情、写景散文，是无法目之为学者散文的。学者散文之所以为学者散文，就在于它有别于一般的抒情、写景和叙事散文，就在于它带有鲜明的学者性。这种学者性，概括言之，最突出的有这样几点：一是具有较强的知识性，也就是较强的知性。一般散文（无论抒情、写景还是叙事）都是以情为主，抒情自不必说，写景亦情中之景，叙事亦情中之事，其最高境界乃情景、情事之高度融合。这些散文虽也并不排斥知识性，但它的知识性必须严加控制，必须绝对服从表达感情的需要，而不容以知“害”情。学者散文则主要不是用来表情，而是用来达意；它的主要表现手段不是抒情、写景、叙事，而是说理和议论。因此，如果说一般散文的艺术效果主要是以情感人，那末，学者散文则主要是以理服人，以知启人。因此，学者散文的第二个主要特点便是它的极强的逻辑性。它要靠分析、判断、推理、论证来达到服人、启人的目的。在这些方面，它很象论文。它之所以不是论文而是散文，乃在于它之说理议论不是枯燥的三段论法，而是艺术的谈笑风生。所以，学者散文的第三个特点是幽默风趣，甚至机趣横生，让人忍俊不禁甚至大笑捧腹。学者散文往往自称或被称为小品文，正因为它的幽默风趣使然。这种幽默风趣，是知者的幽默，知者的风趣，品味比较高雅，绝无那种插科打浑的俗气。以上的三个特点，正是学者散文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它区别于一般散文的根本之点。但是，它们也就往往派生了学者散文常见的一个弱点，那就是旁征博引，炫耀知识，俗称“掉书袋”。旁征博引本来是个优点，但发展到炫耀知识，就成了掉书袋。就上述战时三大家而言。钱、王二家都有这方面的毛病，而以王氏尤甚。梁氏虽也有旁征博引之处，但总给人以恰到好处之感。因此，其散文在清通自然方面就显得略胜一筹了。 “雅舍小品”的出世，多少有些出人意外。战前的梁实秋虽然写了和鲁迅论战的不少名文，也写了几本文艺批评著作，但散文之作，仅有《新月》上断续发表的“零星”，实在乏善可陈。不过，想想梁氏浑厚的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的修养，他能写出《雅舍小品》这样优美的杰作也就并不奇怪了。 《雅舍小品》中的34篇作品，写的不外衣食住行、营养娱乐、人伦道德、世态炎凉、生老病死。写于抗战中的前20篇，似乎与抗战无大关系；写于内战中的后14篇，似乎也看不出有什么战火硝烟。他写的是身边琐事，是每个人都会碰到的日常生活。穿衣、吃饭、住房、走路、理发、看病、结婚、生子、交友、写信、养鸟、喂狗、养猪、吃肉……从中，几乎看不见大时代的风云。这样一种选材角度，就很为“革命作家”所睥睨。的确，在血火交织、风雷激荡的年月写这些身边琐事，当然不值得大力提倡。但是，却应该被允许。中国很大，抗战八年，社会生活又有很多的层面和领域，如果人人写抗战，篇篇写抗战，势必千篇一律，而大后方的作家也就只能搁笔。若然，则并不利于长期抗战的胜利进行，也不符合文学艺术发展的规律。事实上，有前线也有后方，有冲锋陷阵也有日常家居。文学艺术应该反映这样一个复杂状况，作为抗战文学的一个支流，战时的衣食住行、生活琐事还并非不值得一写，也并非没有存在价值。 《雅舍小品》中的那些小品所以脍炙人口，正是因为它们并未停留在衣食住行、生活琐事的表面，而是透过这个表面，写出了人生的奥义，也从某些侧面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带给中国人民（特别工薪阶层、知识分子）的灾难。 写人际交往、人伦关系的篇章约占《雅舍小品》的二分之一，诸如《孩子》、《女人》、《男人》、《谦让》、《第六伦》等皆是。这些篇章有深刻入微的观察，有对人性独到的认识和表现。 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这是不平等社会的普遍现象，《雅舍小品》对此也有精采表现，其中最佳篇什当首推《握手》。在一般人眼中，“握手”不过是小事一桩，难有多大意义。而梁实秋恰恰独具慧眼，看出了“握手”的深意。他认为和“有几种人握手”是一种“痛苦”。“第一是做大官或自以为做大官者，那只手不好握。他常常挺着胸膛，伸出一只巨灵之掌，两眼望青天，等你趁上去握的时候，他的手仍是直僵的伸着，他并不握，他等着你来握。”你假如去握了，“结果是孤掌难鸣，冷涔涔的讨一场没趣。”显然，这里针砭的是那些不近人情的官僚。第二种正好相反，“他握着你的四根手指，恶狠狠的一挤，使你痛彻肺腑”，而且握住便久久不放，你“休想逃脱出来”。不要以为这种“紧握者”好得不得了，“通常握手用力最大者，往往交情最浅”，他们不过是一些“故作多情”的伪君子。在梁氏看来，还有另一种更难忍受的握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