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被称为“后新诗潮派”的代表诗人近日在京发表谈话，对一段时间以来诗评界、文化界以及社会读者对他们的批评——比如“看不懂”、“淡化现实”、“无病呻吟”、“模仿外国”、“脱离人民大众”等等，予以了坚决的反击。 欧阳江河非常自信地说：中国当代诗歌如果翻译不差的话，在世界上是有地位的。他还说，懂不懂的问题不在于诗人的写作，而在于读者还没有找到一种解读的方法，阅读语言还没有建立起来。古典诗歌就发明了一种读法，比如用典，受教育程度高的阶层都可以看懂，看不懂是读者的文化水平问题。 王家新很老道地说：中国诗人已经进入了成熟阶段，会按照自己的要求写下去。对我们的批评往往是来自内部的，是中国社会的缩影。 西渡批评说：诗歌创作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批评还停留在10年以前，不知道这样的批评有什么意义？ 臧力亦反问：读者是谁？时代精神又是什么？他认为，读者是个空泛的概念，个人写得好就代表着时代。 他们是在“后新诗潮研讨会”上说这番话的。这个会议是由北京作家协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清华大学中文系和《诗探索》编辑部等单位联合，在北京郊区的北苑宾馆举办的，称为“北苑会议”。这是我国诗歌界继1986年讨论新诗潮的“南口会议”、1996年对新诗提出批评与反批评的“五夷山会议”以后的又一次重要讨论会。 所谓“后新诗潮”，是相对于70年代出现的“新诗潮”而言的，这是80年代中期登上诗坛的“新生代”或称“第三代”诗人的潮流。后新诗潮与新诗潮有内在的联系，但又有着颇为不同的美学品格，自它出现以来，就在诗歌界、理论界和读者当中，引起了截然不同的议论与评价，近年来这种争论有升级之势。这次会议是在这个背景下召开的，意在围绕90年代诗坛态势的话题，实事求是地总结与评价后新诗潮派的创作，促进当代诗歌的发展与繁荣，迎接新世纪的到来。 但是为期两天半的会议以争论开始又以争论结束，没有结论，谁也说服不了谁，沟而不通。不以年龄、门户、地位而只以观点的不同，形成了“基本肯定”和“基本否定”两大派意见（中间还有许多小的交叉）： 以谢冕、郑敏、孙绍振（未到会，书面发言）为首的一派，或可称为“批评派”。这几位当年大力为新诗潮鸣锣开道的学者，今天却对后新诗潮提出严厉批评，主要是批评后新诗潮诗人们跟在西方后面简单模仿，以“独语的个人化”为由，使诗歌创作脱离了大众、现实和时代，诗歌成了今天读者最少关心的文学形式。谢冕提出两个问题：1、 诗歌与时代相联系的可能性与连接点在哪里？2、除了关心自己， 诗人们应该为公众的审美关怀做些什么？郑敏指出，从内容上说，太多地拿西方做参照，只是挖掘个人的痛苦，就没有了历史感、没有了目标，缺的是把中国古典精神转化成当代意识；从形式上说，引进是必然的，但不能仿制外形，失掉了真正的内涵，她说：“我的痛苦在于，老是从我们的诗作中发现国外的原型，而我们的诗人又写得远远不及国外的原作。” 另一派以吴思敬、陈超、唐晓渡等为代表，或可称为“褒扬派”。他们与“批评派”的观点截然相反，认为后新诗潮写出了新的文本，文学史上将会留下他们的名字。吴思敬说，应该依据最优秀诗人的作品作为高度，现在的后新潮诗被舆论界和领导人描绘成一片空白，我们要站出来说话。陈超认为，表面上看，后新诗潮没有与时代相联系，实际上，捍卫住个人的感情，这就是时代的命题，本身就是非常崇高的。唐晓渡激愤地说，有些出于“使命感”和“责任感”的批评文章是最不负责任的，不能言不及文本；关键在于对现实和时代怎样理解，“其实是没有自在的、既在的现实与时代的”，重要的是要改变自己的眼光。 “褒扬派”的观点得到后新诗潮诗人和青年诗评家们以及在校博士生、硕士生们的大力支持，而“批评派”则受到激烈的否定。很少有研讨会开得这么激烈——78岁高龄、搞了一辈子西方诗歌研究、从1942年就开始发表诗作的北师大博士生导师郑敏先生，在会上当着众人的面，被来自上海的中年批评家李劼指责为“不懂诗歌、不懂现实、不懂生活”；谢冕被指斥为“该下课了”；未到会的孙绍振更是成为众矢之的，主要批评他“文风不好，不读文本”、“从革命派变成了保守派”等等。中青年批评家当中，似乎只有一些诗坛之外的批评家比较支持“批评派”的观点。但是，“批评派”并没有后退半步，他们对年轻诗人完全听不进批评意见、一点不愿修正自己的创作道路而深深忧虑，郑敏不断地提出诘问，比如：“消解了以后怎样？”“诗歌能否带来一些（人生的）鼓励？”“诗评家的文本高过了诗坛的创作实践”、“对小将的尊重不能放松艺术标准”等等；她并且不时插话，纠正发言者对外国某些大师们理解得不准确的地方。 会议在畅所欲言而又未能尽兴深入讨论的氛围中结束。参加研讨会的还有：杨匡汉、蓝棣之、张同吾、朱先树、王恩宇、任洪渊、王一川、李书磊、西川、翟永明、王光明、荒林、刘士杰、林莽、刘福春、陈仲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