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的副刊与中国现代文学具有密切的关系，有的甚至对一个文学流派的形成和发展具有至关紧要的作用。例如北京的《晨报》，在“新月”派的历史上就具有特殊的意义，正是由于徐志摩主编该报的副刊，使“新月”派的诗歌通过报纸这种大众传媒，产生了十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它的前任主编孙伏园的离职，导致了《语丝》周刊的创刊，是“语丝”派散文形成的一个重要契机。再如天津的《大公报》，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初，由吴宓主编，成为“学衡”派继《学衡》杂志的一个重要阵地；其后改由杨振声、沈从文接编，又成为“京派”形成和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副刊。 《大公报》“文艺”副刊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十分独特，因为它涉及到“学衡”派和“京派”这两个不同性质的文学流派，研究的意义将超出对这两个文学流派的讨论本身，具有超出文学之外的重要文化意义，对此当以专文讨论。本文将集中分析、讨论它与“京派”的关系。 一 “京派”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有一系列不同性质的形成原因，在此不能作详细说明。但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1926年“新月”派文人南下到三十年代初该派文人北返北平，经过了分化、组合。以胡适为首的志在“议政”的知识分子创办了《独立评论》这样一个专门“议政”的杂志；而叶公超、闻一多等人则志在“学文”，组成了“学文”社并创办《学文》杂志。“学文”社的知识分子最后和前此创刊的《骆驼草》的成员互相融合，成为三十年代“京派”队伍和结构的主要班底〔1〕。 《骆驼草》以周作人为首，是二十年代后期那场著名的文人南下大逃亡行动中留在北平的一批知识分子。“学文”社是由“新月”派分化而来的一个小文学团体，与陈源、徐志摩等人同属于英美留学出身的知识分子圈子，和《骆驼草》成员的文化个性、旨趣有所不同，并且因为二十年代中期的那场著名的“语丝”派和“现代评论”派之间的论争，双方在三十年代初虽然同处北平并同在北大、清华等大学共事，但影响它们进一步交往的人事上的阴影仍然存在，因而在三十年代初，这两个团体之间并无交往，也看不到联合的趋势——虽然两者此时同受“左联”的批判和攻击。 真正促成《骆驼草》成员和“学文”社成员走到一起并最终成为构成“京派”的两支主要力量的，是杨振声、沈从文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之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杨振声和沈从文闻一多是1933年7 月结束在青岛大学的工作回到北平的。这可以看作1926年以后“新月”文人南下之后最后一批返回北平的重要成员。没有他们回到北平，叶公超、林徽因等1929年左右聚集到北平的知识分子，还构不成一个文学小团体，只不过是散兵游勇而已。 杨振声、沈从文回到北平后，《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主编易人，原主编吴宓被辞绝，换成了他们二人。但实际上，杨振声并没有发挥多大作用，而是由沈从文一人操持。 也许是由于主编易人，《大公报》考虑到需要一批撰稿人，需要团结一批作者队伍，因而在沈从文主编该刊以后，基本上是每月一次由沈从文出面招集北平的文人聚餐，团结、联络作者，并征求办刊意见。沈从文为了广泛地取得北平著名文人的支持，每次招集聚餐，所请的文人并不拘于某一团体，也没有把副刊办成小团体（特别是由“新月”分化而来的那部分）的同人刊物的意思。于是，周作人、废名、俞平伯、朱自清等原来的《骆驼草》成员， 都是每次聚餐必请的常客。 沈从文是1933年9月开始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的。查周作人日记， 1933年9月10日记载：“（下午）四时往达子营三九（号）， 应沈（从文）君茶话之约，谈《大公报》“文艺”副刊作文事。”〔2〕从同年10 月开始，周作人的日记中，几乎每月都有出席《大公报》“文艺”副刊聚餐的记录。如10月22日，“午（和俞平伯）同往北海漪澜堂‘文副’之会，来者今甫、从文、废名、余上沅、朱孟实、振铎等共八人”； 〔3〕11月26日，“午往丰泽园应《大公（报）》‘文副’招，来者金甫、从文、平伯、佩弦、西谛、健吾、巴金、梁思成君夫妇等”。〔4 〕从11月以后，聚餐基本上都是在中南海的丰泽园。这种频繁的聚餐会，显然扩大了北平几个方面的成员的互相交往，促进了思想情感的交流，对于“京派”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在此之前，虽然周作人与胡适、徐志摩等人自1926年“语丝”和“现代评论”之间论战后中断了交往已开始恢复，〔5〕但与在北平的其他“新月”派成员，都没有什么交往， 正是沈从文招集的聚餐会，使他们走到了一起，有了逐渐加深的交往和思想情感的沟通，甚至是消除了某种误解。 典型的例子还是沈从文。沈从文的批评文集《沫沫集》是1934 年4月出版的，其中《论冯文炳》一文，对周作人及其影响的俞平伯、废名等人，颇有直接的批评。沈从文在文章中论及废名（冯文炳）创作风格上的变化时说： 趣味的恶化，作者（按：废名）方向的转变，或者与作者在北平的长时间生活不无关系。在现时，从北平所谓“北方文坛盟主”周作人，俞平伯等人散文揉杂文言文在文章中，努力使之在此等作品中趣味化，且从而非意识的或意识的感到写作的喜悦，这“趣味的相同”，使冯文炳君以废名笔名发表了他的新作，在我觉得是可惜的。这趣味将使中国散文发展到较新情形中，却离了“朴素的美”越远，而同时所谓地方性，因此一来亦完全失去，代替作者过去优美文体显示新型的只是畸形的姿态一事了。〔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