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路人”的称谓源于苏联，20年代中期传入我国，并长期流行于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直至60年代初期，仍有人在《文艺报》发表文章，沿用“同路人”的称谓。〔1〕相同的政党性质和政治体制， 相同的文艺思想和艺术追求，导致苏联文学对中国左翼文学生产了多方位的直接影响，中苏两国的许多文学现象几乎同步发生。20年代苏联文学出现的“同路人”现象直接影响了中国二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坛，并引发了一个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中间状态作家的问题。今天看来，“同路人”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影响问题，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也令人深长思之。 一 文学“同种人”作为政治词汇在文学界的移植，最早见于托洛茨基1923年出版的《文学与革命》一书。托洛茨基在该书第二章“革命的文学同路人”中指出：“他们没有从整体上把握革命，对革命的共产主义目标也感到陌生。他们程度不同地倾向于越过工人的脑袋满怀希望地望着农夫。他们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艺术家，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艺术同路人”〔2〕。 根据托洛茨基的论述和“同路人”作家的思想和创作实际可以得知，“同路人”作家同情无产阶级革命，但倡导不问政治，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他们接受革命，却又有保留和不彻底地接受，他们不能理解无产阶级革命的终极目标，因而随时有与共产主义“对立”的危险；他们具有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处于一种“中间的思想状态”，是处在无产阶级作家与资产阶级作家之间的一个作家阶层。 中国左翼文坛对苏联“同路人”问题介绍较全面的是1928年冯雪峰和鲁迅分别译自日文的《苏俄文艺政策》一书，该书展示了苏联文学界在制定文艺政策进程中出现的矛盾和斗争，特别是客观地介绍了苏联文学界高层领导在“同路人”问题上的各种意见和观点。譬如《红色处女地》杂志代表沃隆斯基认为，“同路人”是苏联文学队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无产阶级应当与“同路人”合作，并在合作中指出他们的缺点，向他们提出“为工农联盟的利益而工作”的要求。《在岗位上》杂志代表瓦尔金则指出，革命可以“利用”“同路人”，但应当明确“同路人”不可靠，革命不能无限期地与他们保持关系，无产阶级对“同路人”要采取批判的态度，“暴露”他们的“隐约倾向”。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布哈林主张对“同路人”采取用文学批评来“吸引”的政策，而不是“用棍棒敲打他们的脑袋”，“掐住他们的脖子使他们喘不进气来”。布哈林批评了“岗位派”提出的苏联只有无产阶级，而没有中间阶层的观点，指出：“难道我们可以因为它不是无产阶级文学而扼杀它吗？那是一件蠢事”。苏联军事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坚持他对“同路人”的一贯态度和立场，同时又以新的例证支持他的观点。托洛茨基指出，在革命前受到列宁赞助的马克思主义杂志《新言论》，同颓废派保持过“友好”关系，向他们“提供了很大的篇幅”，原因是当时的颓废派是受迫害的年轻的资产阶级文学流派，这种迫害逼得他们倾向于布尔什维克一边，“颓废派虽然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但毕竟是我们一时的同路人”。苏联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指出，综观这次争论的各种意见，唯一最适当的结论是：“要以一切手段支持我们寄以最大希望的无产阶级文学，同时又决不排斥‘同路人’。”他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当把非无产阶级和非共产党员的艺术家从我们身边推开”。《苏俄文艺政策》还收入两个对“同路人”立场和态度截然相反的决议，一个是1925年 1月第一次全苏无产阶级作家会议的决议，认为：“同路人不是一个清一色的整体。他们之中有一些人尽力地诚实地为革命服务。但同路人中多数的一类人乃是在文学中歪曲革命，常常诽谤革命，……因此完全可以有根据地说，同路人文学在根本上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对同路人文学的这种反革命因素必须进行最坚决的斗争”〔3〕。另一个是 1925年6月俄共（布）中央的决议，其中提出党对“同路人”的方针 ，即“周到地和细致地对待他们”，“以容忍的态度对待中间的思想形态”，通过“耐心地帮助”，“使他们尽可能迅速转到共产主义思想方面来”。 〔4〕译者将两个观点相异的决议放在一起，意在通过读者的对比参照得出正确的结论。中国的文学“同路人”问题出现于20年代末左翼文坛引进苏联文学理论，倡导革命文学之时。由于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直接受到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的影响，因此，无论是正确的思想还是错误的理论，二三十多年代的苏联文学均给刚刚兴起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学以深刻的影响。“同路人”作为20年代苏联文学的一个焦点问题，必然要伴随着中国左翼作家对苏联文学理论的借鉴和模仿而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中重现，形成中国现代文坛上的“同路人”问题，并且作为主要因素之一，引发了1928年和1932年关于“革命文学”和“文艺自由”两次文艺论争。 创造社、太阳社在20年代末首倡革命文学，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兴起开辟了道路，但由于这些革命的倡导者们尚处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进程中，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缺乏正确与深刻的认识，特别是受到苏联“岗位派”如“拉普”左倾文艺思潮的影响，否定无产阶级作家以外的一切作家，排斥如打击革命文学的“同路人”，使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走了一段曲折的历程。本来，经过20年代中后期中国文艺界对苏联“同路人文学”的评介，尤其是俄共（布）中央1925年6 月《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决议对“同路人”问题做出了正确结论，已使中国广大作家对“同路人文学”的性质和我们应取的立场与态度有了一定的把握。但是，此后的“拉普”继续执行对“同路人”作家排斥如打击的政策，1931年初，“拉普”更提出了一个极端的口号：“没有同路人，只有同盟者或者敌人”〔4〕。 苏联文学界对“同路人”政策的变化直接影响了中国左翼文坛对当时作家队伍的认识和态度，创造社、太阳社承认中国文坛存在着“同路人”和“同路人文学”，但对这类作家作品采取了全盘否定和批判的立场。冯乃超在第一篇发难文章《艺术与社会生活》中，分析了文坛上“可以代表五种类”的五位作家，郭沫若是“实有反抗精神”的革命作家，张资平则“没落到反动的阵营里去”了，其余的三位中间型作家：只描写“个人和守旧的封建社会”的叶圣陶，反映“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的鲁迅，表现青年人的“愁苦和贫穷”的郁达夫，都一概表现出“非革命的倾向”，即一种“同路人文学”的特征。 在被左翼文坛点名的中国三个“同路人”作家中，叶圣陶、郁达夫默不作声，鲁迅则以《“醉眼”中的朦胧》、《文艺与革命》等文章进行论辩，结果一再被戴上“不革命”作家的帽子。李初梨则认为：“鲁迅在这阶级对立间，取一个中立（？）的态度，也‘不革命’，也不‘反革命’。”〔5 〕钱杏邨详尽地分析了鲁迅的性格特点和创作个性，指出：“鲁迅只是任性，一切的行动是没有集体化的，虽然他不反对劳动阶级的革命”。〔6 〕杜荃对鲁迅的论述似乎更像切中了“同路人”作家的要害：“大约他是一位过渡时代的游移分子。他对于旧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已经怀疑，而对于新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又没有确实的把握。所以他的态度是中间的，不革命的”。〔7 〕鲁迅被冠以他不应得到的“不革命”作家的头衔，但他仍像以往借用论敌派给他的罪名回击论敌一样，接过了“不革命”的头衔，并常常以此来反讽论敌。然而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们是不允许“不革命”的中间作家存在的，他们根据“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的逻辑，责令作家在世界形成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两个“战垒”的情况下，“谁也不许站在中间。你到这边来，或者到那边去！”〔8 〕他们将资产阶级如小资产阶级作家一律视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对立面，提出了“拜金主义的群小是我们当前的敌人”的口号，认为由于作家的“小资产阶级的根性太浓重了，所以一般的文学家大多是反革命〔9〕。为了打垮这样的反革命作家， 清理出建设无产阶级文学的地基，创造社、太阳社向他们认为的革命文学的最大障碍——鲁迅发动了进攻，咒骂鲁迅是“封建余孽”，资产阶级“最良的代言人”和“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