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已有70余年历史的文学研究会（以下简称文研会），是新文学运动中第一个纯文学的团体。这已成为现代文学史、思潮流派史约定俗成的界定。文研会形成于1920年至1921年之间，其活动贯穿整个20年代，直至1932年无形解体，风云新文学达十一年之久。正是在它的时间的流程中蕴藏了历史的丰富性和文化的固定性。为此，探寻文研会丰富的文化倾向和特性，对于超越其过往的认识，深入其本体的还原，不无意义。在一个相似相近的大文化语境里，以一个独立的“文学社群”概念，扩大文研会认识的视野，可以发现其群体的整体价值取向、组织结构、创作实践等文学目的的特殊聚合，结果更多表现出综合文化历史的必然性。在多元文化的文学社群里，文研会的文学本质是充满张力的文化概念。它的文学主张传达着社会政治文化的历史承传；它的组织形式表现与现代地域、商业文化的密切联系；它的文学创作负载了群体复杂的精神文化的多层面。 一 文研会的“宣言”，尽管第一条款表明彼此“联络感情”、“结成一个文学中心的团体”；但是，他们对“文学”的理解是模糊的、宽泛的，甚至包含着假“文学”的概念，传达出急于想表达的社会、文化意识。仔细寻觅文研会1920年前后孕育的踪迹，以及1921年成立以后的线路，可以看出表层的一个个不变的价值取向与潜在的无数变化，及其对立因素相交织，形成了文研会一系列文学群体之外的价值取向。文研会的十二位主要发起人，几乎在他们酝酿文研会之前，都是五四时期重要的社会进步团体的参加者，甚至不乏组织者、领导者。其中郑振铎、耿济之、 瞿世英、 许地山四人， 是《新社会》旬刊的主要成员， 该刊1919年11月创办，是以瞿秋白等为主的北京“社会实进会”名义发行的。刊物虽然未标明社团，但实际是一个政治态度十分鲜明的新文化群体。该刊1920年被迫停刊后，原班人马同年8 月又另行编辑了《人道》月刊，继续保持他们的政治宗旨、文化立场。再看王统照当时作为学生，在校组织“北京中国大学学报社”，并任学报编辑股编辑，在校外又发起创办了以北京青年学生为主的“曙光社”。1919年11月具有政治倾向的《曙光》出版。还有并不是新文学工作者的军事专家蒋百里，是梁启超、蔡元培、张东荪、丁文江等倡导的文化教育团体“共学社”成员之一。沈雁冰（茅盾）此时24岁，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虽没有参与任何社会文化团体，但他开始参编该馆的《学生杂志》。他发表于该杂志上的社会论文，和随后于1920年10月经李汉俊介绍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显示了青年茅盾对社会政治的关注。上述新社会、曙光社、共学社，以及共产主义小组等团体，均立志以改革社会，传播新思潮、新文化为己任。唯有周作人参加的“新青年社”，叶圣陶、孙伏园、郭绍虞参与的“新潮社”，有较多的文学活动，但整体它们还是属于综合性的新文化团体。所要指出的是，他们参与这两个团体活动，较之郑振铎、王统照等人组织上述团体的时间更早。周作人1918年初，已是“新青年”同人杂志性质的主要参与者和撰稿者；而孙伏园、叶圣陶是1918年秋成立的“新潮社”的主要发起人。显然易见，文研会成立之前，这些主要发起人不仅有了一般的结社的基础，而且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关注社会问题，是其共同的指导思想，行为目标。 文研会一开始便将文学群体的一切形式，与社会、文化组织相等同。不妨对照一下文研会的宣言，以及它的句式、语气所传达的思想内容和情绪，可以明显地发现它与“新青年社”、“新潮社”、“曙光社”、“新社会”等团体精神上的内在联系。《新潮发刊旨趣书》表明：“本志同人皆今日学生，或两年前曾为学生者”；因深恶痛绝封建主义的“恶人模型、思想厉鬼”，所以“本志发愿协助中等学校之同学，力求精神上脱离此类感化”。《新社会发刊词》开宗明义：“中国旧社会的黑暗是到了极点了！他的应该改造是大家知道的了。”为此“现在创刊这个小小的期报‘新社会’的意思就是想尽力于新社会改造的事业。”《曙光月刊·宣言》表达社会改革为结社办刊宗旨更为明确。他们“不安于现在的生活，想着另创一种新生活”，“所以我们发愿根据科学的研究、良心的主张，唤醒国人彻底的觉悟，鼓舞国人革新的运动。”再看，文研会“宣言”旨要实际上与上述杂志刊物宗旨一脉相承。“中国向来有‘文人相轻’的风气；因此现在不但新旧两派不能协和，便是治新文学的人里面，也恐因了国别派别的主张，难免将来不生界限。所以我们发起本会，希望大家时常聚会，交换意见。可以互相理解，结成一个文学中心的团体。”显然，热衷社会革新的意识，促使他们对文坛现状的思考并激起不满情绪。从精神源流寻觅，文研会的治新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是其倡导新社会、新思潮的一个重要部分。还可以从“宣言”的句式中，说明其精神的承传。《新青年·宣言》有一系列排比句式，“我们相信人类道德的进步，……；我们相信政治、道德、科学……；我们相信尊重女子的人格和权利……”等等，表达他们高举民主科学大旗，倡导新思想、新文化义无反顾。文研会宣言中，大家最常引用的一句话，“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这种不容质疑的语气，尽管是表述文学群体的主张，实质上传达着共同的不满现状的情绪，反应着统一的变革图新的结社目的和要求。 文研会正是在与“新青年”等社会文化群体相同的血脉中，孕育滋生了自己上述思想规范的框架、特点和中心命题。最初，文研会发起人内心真诚地呼喊出新文学的声音，可是，一种潜在的精神血液的流贯，一种处于同一社会转型变革的历史语境，使他们无法摆脱启蒙思维模式的承袭，相似话语的文字。于是，文研会从一开始思想价值的取向，思维方式的表现，文学观念的建构，就那样鲜明而有意识地张扬出“新青年”精神传统。首先，文研会结社的思想取向，主要还是看重文学能够肩负或承担的社会职责。这与五四彻底反传统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新青年社”、“新潮社”、“新社会”、“曙光社”的思想出发点是完全一致的。文研会从酝酿到生存发展，始终将文学的功能作用放到极为显著的位置；对新文学家使命、责任的要求是第一位的。不只是“宣言”里文研会已指出文学是一种严肃的工作，而且以多重方式表述出，“我们觉得文学是决不容轻视的。他的伟大与影响，是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与之相并的”〔1〕。他们对文学作用的衡量， 也是认为“社会和人生因之改善，因之进步而造成新的社会和新的人生。这才是真正文学的效应”〔2〕。文研会的这些认识更多地认同就梁启超、 陈独秀等对文学功能、价值的认识。近代“小说界革命”，梁启超曰：“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3〕。 小说的功能无所不包而且有扭转乾坤的神威。这是一个政治改良家的眼光和视角。文学样式的小说，仅仅作为别一种的工具，从属于政治改革而存在。五四陈独秀首举“文学革命”义旗，同样取了相似的立场和认识。在《文学革命论》一文中，陈独秀虽“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但“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据于运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4〕， 才是他真正的文学革命的价值观。随后，李大钊、沈雁冰在谈论倡导什么样新文学时，就更直截了当说，新文学是社会写实的文学；我们注重思想，不重格式等等。由此，文研会纷纷以《新文学研究者的负责与努力》、《文学的使命》、《支配社会底文学论》、《文学者的新使命》等等为题，表述自己结社的主张，进行新文学的定位。他们对新文学的理解不外乎是文学作为别一本体的工具所起的作用或功能，而并不关注文学自身的独立价值，它那无法由其他社会活动替代的本体性质，即其特殊的观照对象与效益。这完全趋同于他们早已衷情的社会现实问题的探索和思考，文学被提到超出自身独立价值的位置，并达到了与社会变革、政治思想的要求相一致。于是，作家更多充当了启蒙思想家、社会改革家的角色。他们搞起一个文学社团，名曰文学的中心，事实将文学作为他们思想观念试验的园地罢了。其次，文研会社会思想化的文学观念，直接引发的是文学社群激进的思维方式。他们把一系列复杂的关系通通简略为对抗性矛盾：新文学与旧文学、传统文学与革新文学、人的文学与非人文学、娱乐派、载道派与人生派、写实派、文学为人生与文学为艺术等等。在这种二元对立的选择中，文研会建构了自己生存的逻辑起点。她将自己放在一种别无选择的位置上，以只有打倒后者才能树立前者的思维，塑造新文学群体的权威形象。文研会从批判封建复古的“国粹派”，到清扫视文学为消闲、娱乐的“鸳鸯蝴蝶派”；再到排斥另一种文学观的“创造社”，她以鲜明对抗性的参照系，寻求自我生存的立脚点。文研会结社、办刊的基本宗旨，就是对旧文学复古派取坚决打倒态度。一再宣称“新旧两派不能协和”；郑振铎撰文《思想的反流》批判《礼拜六》上的旧小说，沈雁冰有题为《文学界的反动运动》文章，视文坛主张“文言”提倡“复古”、“整理国故”均为“凶恶的反动潮流”。当上海《文学旬刊》改革时，郑振铎等更加言辞激烈地表明办刊态度和精神，必须认清我们的“敌”和“友”。1921年9月3日郑振铎致函周作人言：“《文学旬刊》不得不尽力从攻击方面做去，《小说月报》出版太迟缓，不便多发表攻击的文章，而现在迷惑的人太多，又急需这种激烈的药品，所以我们都想把‘旬刊’如此的做去，……。”文研会这种以“革命”的名义和对立的行动方式，出于这批新觉醒的知识者对于旧文学的反思，对于复古的政治文化保守主义猖獗的愤懑，猛烈冲击旧有文化，要求“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有促进民族觉醒和文学的更新的正面历史作用。自然，其消极的因素也是十分明显的。他们匆匆地营造新文学的学术团体的中心地位，结果必然沾染上浓重的非学术的政治化情绪；激进的反叛心态又表现出简单化理想主义的急躁。从其思想言语上来看，文研会的宣言、态度，与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口号，文学革命推（打）倒“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主张别无二致。他们承传的是“新青年”的精神斗志，延续的是“新社会”、“曙光社”的结社方式。如果说仅仅针对封建的旧文学，这种对抗性的决策和涤荡污泥浊水的气势，不无鲜明的战斗性和必要性；那么，以此笼统地对待传统文学，尤其新文学自身的不同主张，就跳进了一个欲说文学并未达文学目的的怪圈。诚如，创造社的同仁将文学研究会一切行为，都理解为“怀着敌忾心”的“军事行动”〔5〕。 文研会这种“革命”的态势，无需追究其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结论在历史自身。第三，文研会从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中，获得了自己文学发展的支撑点，这就是直接用世界近代文化、文学思想观念指导自己。文研会的“简章”明确指出：“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