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的文学创作历史悠久，然而在20世纪以前的漫长时期，妇女的文学活动本质上仅作为男性中心文学传统的附庸而存在，她们的创作被纳入正统文化圈内，成为一种增添别趣的点缀。与此密切相关，两千年间，除了极个别的女作家曾进入主持文坛的男性视野，受到这样那样的品评外，从根本上说，妇女文学从未被视为一个有价值的研究对象。 在20世纪初叶西方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思潮的影响和反封建斗争的直接推动下，诞生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女性文学创作，以其为关注对象的文学研究亦随之萌发。然而，大半个世纪里，受特定的时代、社会条件和文化背景制约，无论女性创作还是女性文学的研究工作，其发展都是曲折而缓慢的，显然滞后于其它一些文学研究领域，以致迟迟未能建立起成熟而独立的学科门类。这种状况直到80年代中期以后才开始改观。近十余年来，大陆女性文学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虽然就学科建设来说，至今仍处于初级阶段，但毕竟已开始发生质的飞跃，并取得了一批引人注目的成果。而今，在面临新的世纪之交之时，回顾和反思近百年女性文学研究所走过的历程，对加深有关女性文学研究规律性的认识，更好地推动这一领域未来的研究工作，是必要而有益的。 一 “五四”时期至20年代，是女性文学研究的萌发阶段，此时女性文学批评的发生与现代女性文学创作的实践紧密相连。“五四”时期，中国女作家首次以觉醒的“人”的意识登上文坛，创作造成相当广泛的社会影响。她们的创作成就是在新文化运动思想解放的背景下，在进步思想界倡行启蒙主义、人道主义的时代气氛中发生的，其所表现的“人”的自觉及其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所传达的社会情绪、时代精神，很自然地受到进步知识分子的欢迎；作者的女性身份、作品的自叙传色彩也格外引人注目。对“五四”女作家创作的评论，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界最初的批评实践的一部分，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开始出现的。 当时见于报刊的有关女性创作的评论文字，所关注的主要是若干在“五四”文坛上有影响的女作家，如冰心、庐隐、凌叔华、丁玲和谢冰莹等，其中，最早引起论者注意的是冰心的“问题小说”。1919年10月7日至11日的《晨报》副刊发表冰心小说《斯人独憔悴》后仅一星期，《国民公报》的“寸铁”栏中便刊出了署名“晚霞”的短评，指出该作揭示了“旧家庭的坏处”。一个多月后，冰心的另一篇问题小说《去国》同样很快引起反响。12月4 日该报发表的鹃魂《读冰心女士的〈去国〉的感言》，或可说是中国现代第一篇由女性创作引发的较长篇幅的评论文字。此文结合当时一些满怀理想的留学生归国后在冷酷现实面前的失望和沉沦发出感慨，言称“对于这篇《去国》，我决不敢当它是一篇小说，我以为它简直是研究人材问题的一个引子”；从作品中可以看出，作者“具有醒世的苦心”。当时，关于文艺作品的评论尚十分少见，而冰心创作之初便受到人们瞩目，虽与“女作家”身份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还是作品本身所包含的社会内容，所提出的社会问题，激起了同时代一部分有着忧国忧民情怀的读者的强烈共鸣。这种从反映社会现实的角度探求文学作品得失的阅读思维方式，也正是现代文学批评发展早期，在“为人生”的文学观指导下的文学批评的一个带普遍性的特点。 不过，对女性文学创作的批评活动从萌发之日起即已呈现出偏重于社会学分析和偏重于艺术审美的评说的不同趋向。以冰心早期小说代表作《超人》发表后的反应为例，它一方面是冰心参加文学研究会以后，抱着积极的“为人生”的态度写作的产物，是问题小说创作的延伸；另一方面，又是冰心以“爱的哲学”为核心的人生观初步形成的标志。对此，当时即引起人们重视，有多篇文章涉及对其思想和艺术的评论，如佩蘅《评冰心女士的〈超人〉》、潘垂训《对于〈超人〉〈命命鸟〉〈低能儿〉的批评》、剑三（王统照）《评冰心的〈超人〉与〈疯人笔记〉》、成仿吾《评冰心女士的〈超人〉》、枝荣《批评〈超人〉》等。这些评论有的着眼于作品的思想内容，有的较注意创作者的文学素养和作品的艺术特点，有的评论则注重阅读感受和印象的传达。整个20年代，报刊上有关女性创作的评论文章不过数十篇，相当一部分为作品读后感。此外，有的女作家所出版的作品集中，收入了含有评介性内容的序文，例如1928年4月， 新月书店出版了现代文学第一位女作家陈衡哲的作品集《小雨点》，其中胡适和任叔永写的序，对陈衡哲的生活和创作进行了生动的叙评。 尽管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有关女性创作的评论比较稚嫩、粗浅，即兴感言的色彩较重，理论内涵欠缺，但其重要意义在于，现代文学批评在建设初期，已将女性创作作为“人”的文学的一部分纳入了批评的视野，评论者大都是在肯定妇女“人”的存在、承认女性创作的社会价值和文学价值的着眼点上对她们的作品加以讨论的。这无疑是时代新潮使然，是“五四”思想解放运动为中国女性的创作进入“主流”文学批评提供了历史契机。这一时期的批评实践开启了20世纪女性文学批评的先声。 二 30年代到40年代，女性文学研究处于初建阶段。这一时期的文坛，笼罩在浓重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气氛之下。以反对封建压迫、要求人性解放为主要内容的启蒙主义的“五四”新文学，其主潮在新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发展为以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为旗帜的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文学。社会的急剧变化，促使文以载道的传统进一步发扬，作家大都难以保持静观的审美心态，而怀着沸腾的情感、深切的忧患，关注、参与着阶级搏杀和救亡图存的斗争。文学格局由“五四”时期的开放态势趋于比较单一，政治意识大量输入文学本体，反映革命生活、阶级斗争、民族抗战的文学创作迅速发展。与此同时，随着妇女接受文化教育的机会逐渐增多和知识女性社会参与意识的进一步增强，涉足文坛的女性较前一时期有了一定数量的增长。据初步统计，至全面抗战爆发前，经常在各类报刊上发表作品的女性已达百余人。不同版本的女作家小说选、散文选、随笔选、小品选等，程度不同地受到读者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