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客”二字，顾名思义，一般多与武人相联系，与文人不怎么搭界。但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些作家由于在生活道路、地域人文环境、家学渊源、创作条件、美学追求、艺术风格等方面相似或相近，形成了这样或那样的作家群，被人们冠以“剑客”的美名，成了这些作家和作家群的雅号。这些“剑客”骨子里还是文人，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好侠、尚勇、重名”的剑侠或侠客。 30年代，戴望舒、施蛰存、杜衡被人们称为“文士三剑客”。这是因为，1932年，施蛰存、杜衡、戴望舒负责编辑《现代》月刊，倡导象征主义的诗歌创作。嗣后，戴望舒又创办《新诗》杂志，把“现代派”这股诗潮推向顶峰，被看作是“现代派”诗坛的领袖。他撰写的《诗论》堪称“现代派”诗的艺术纲领，发表在1932年出版的《现代》杂志第二卷第一期上。全文共分十七条，是作者研究欧洲象征派诗人的作品的札记。被称为“雨巷诗人”的戴望舒的诗集《望舒草》的序就是杜衡写的。施蛰存则集创作、翻译、编辑、学术研究于一体，是现代心理小说的探索者之一。他的短篇小说集《上元灯》、《娟子姑娘》、《追》在二三十年代是颇有影响的。可惜施先生命运多蹇，一生坎坷，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蒙受冤屈。出版家赵景深先生和这“文士三剑客”很熟悉，对这“剑客”的美好称谓自然表示服膺。 还是在30年代，在文坛上初露头角的吴组缃、林庚、李长之、季羡林被称为“清华四剑客”大概是因为他们均系清华出身，家学渊源相似，且皆才气过人而得到此种赞誉的吧。李长之、季羡林、吴组缃都是散文高手，李长之的《孩子的礼赞》、《大自然的礼赞》，季羡林的《黄昏》、《兔子》，吴组缃的《黄昏》、《林居纪事二则》、《泰山风光》都称得上是散文佳作。吴组缃的小说也写得很好，具有强烈的审悲意识，小说散文集《西柳集》、《饭余集》是其代表作。林庚在清华中文系就读期间，就曾创办中文系的刊物《文学月刊》，后留校充任朱自清先生助教，后又做过郑振铎先生主办的《文学季刊》的编辑。早年从事过创作，终其一生，林老主要精力在于教学与学术研究，是一位学者。此四公惟有季羡林先生健在，且笔耕不辍，时有惊人之作问世，神清志洁，实在可喜可敬。老人在《季羡林学术论著自选集·序》中写道：“高山、大川、深涧、栈道、阳关大道、独木小桥，我都走过了，一直走到今天，仍然活着，并不容易。说不想休息，那是假话。但是自谓还不能休息。仿佛有一种力量，一种探索真理的力量，在身后鞭策我。”“剑客”之气犹在，实为我等晚辈之楷模。 30年代末40年代初，袁水拍、徐迟、冯亦代被称为“文坛三剑客”。这三人中，袁为苏州人，徐为湖州人，冯为杭州人，太湖“包孕吴越”，他们都深受吴越文化的濡染熏陶，有着相似的地域文化背景。有一个阶段，他们又同在香港，同在辛勤笔耕，过从甚密。袁水拍能诗，《马凡陀的山歌》嘻笑怒骂，对恶势力痛加针砭。徐迟能诗善文，学贯中西，才高八斗，更为人们称道。他在中国文坛的地位，自有公论。可惜晚年阴差阳错，“命运”不济，飘飘然坠落楼下，演出了一场不该演出的悲剧。冯公尚康健，与黄宗英结为连理后，夫唱妇和，佳作迭出。冯老学养深厚，阅世深刻，为人笃诚，前不久的万言长文《哭徐迟》，殷殷友情跃然纸上，此“剑客”送彼“剑客”，十分感人。这时我想到，以“义”为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以精神自由和情感认同为至高追求，这是我国传统的“游侠”的人格特征。文坛上的“剑客”们的灵魂深处，不是也有这种传统文化基因的影响吗？ 50年代初，台湾的司马中原、朱西宁、段彩华曾被称为台湾文坛“三剑客”。这三人都是行伍出身，都是“大兵文学”的干将。他们与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剑客”自然不能同日而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