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3日，我如约在下午3点整到加藤周一先生家，恰好看到他打开门迎我。1986年在北京读研究生时，偶得加藤先生日本文化的论著，深为其宽阔的视野倾倒，贸然给加藤先生写信请教，收到他亲笔回信，惊喜异常。次年他到北京演讲，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 文学奖与翻译水平 我国文学界曾经讨论过“中国文学应该如何走向世界”，我的采访就从这个问题开始。我问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与背景。他认为，“非欧洲语言的文学是否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很重要的原因是翻译”。有的作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评价一般；有的作品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却获得很高的评价。 他说，评委中大多只懂英文、法文，个别人懂俄文、意大利文，但没有人懂日文、中文。他们只有借助翻译。因此英译水平高的作品容易获奖。以前懂日文的欧美人很少，因此存在一个翻译什么样的日文作品的问题。作品的翻译受到译者兴趣的限制。 什么样的作品容易获奖？他认为，评委的兴趣有两种倾向：一部分欧美人比较重视与欧美文化背景迥异、具有东方色彩的作品，如川端获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欧美人认为川端的表现手法与欧美不同，在作品中展现和服、日本料理和樱花等很有东方情调。但另外一部分人对异国情调并不感兴趣。人们对大江感兴趣不是因为他作品中的异国情调，而是他作品的主题是关于一般人的问题。加藤认为，与川端比，欧美人评价大江显然是从不同的角度。 科技实力决定文化影响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近代以来，欧洲文化扩展到世界，非欧洲文化圈的人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以欧洲的标准判断艺术作品。您的看法怎样？” 加藤说，19、20世纪是欧洲文化扩张的世纪。但现在正发生逆转，即非欧洲的文化逐渐开始影响欧洲文化。例如在英国文学界，出现了许多来自印度、非洲和日本等外国出身的作者。 同时加藤承认，当代人的关心向技术、经济倾斜。对文化、历史、哲学的关心降低，文学被科技压倒。这种倾向不论在上海还是在东京都一样。各个国家接受外来的科技都没有抵触，因为科技具有普遍性，可以立即应用。但文化只有潜在的可行性。他认为，欧美文化对亚洲、非洲等第三世界地区文化的优势不是文化本身的问题，主要在于科技的差距。将来中国的科技实力增强，在文化上就可以抗衡欧美文化。但他强调不是现在。在科技压倒文学的时代，加藤认为文学家应该表现人类异化的状况，为保卫人性而工作。 中国文学的普遍性 加藤说，他对中国文学非常感兴趣。去年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他读了邓友梅先生的作品《再见，濑户内海》。作品内容虽然说的是二战期间他在日本被强制劳动，但他把普通日本人与日本国家的行为区分开。与老一代作家相比，新一代作家的问题意识更有普遍性。例如格非的作品并没有特意强调自己是中国人，他写的是人的问题，具有国际性。他写的事情不论是中国还是在日本、美国都可能发生。他的作品反映了现代社会的孤独、相互理解的困难。格非的描写手法很冷静，有讽刺性的观察，描写男女关系不是浪漫主义，而是一种淡淡的男女之情。在他的作品中表现的是环境与个人的关系，反映了现代社会的异化。他的作品流露出知性，与描写的对象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比较巴勒斯坦文学与中国文学，加藤认为，格非的作品是非政治性的，而巴勒斯坦作家的作品完全是政治性的。因为在巴勒斯坦，一切人都处在这个大的历史环境中。不可能想象巴勒斯坦作家的作品是非政治性的。他认为，中国的作品也有政治性的，但因为中国国土广大，对外关系没有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所有领域，因此有许多非政治性的作品。加藤分析，从作家年龄来看，60岁的作家是在外国的压力下成长起来的，因此作品中表现了很强的政治性。但30多岁的作家关心的内容、手法和题目具有世界性，其原因是在工业化社会，人们生活在巨大城市中，感受性都是一样的，即人的异化。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变化，文学先走一步，中国作家敏锐地感觉到现代化带来的异化，通过描写这种异化来维护人性。 他接着说，“文学作品描写的内容向个人领域的后退或者说退却是世界性的倾向”。但他对这种倾向不完全赞同，中国现代文学传统有许多社会性的作品，如鲁迅的《阿Q正传》。不过他也认为， 现代作品要正面描写社会也存在困难。他举例说，对于18世纪的拿破仑战争，作家可以通过描写拿破仑个人的思想行动来反映战争。但现代战争是由巨大的官僚组织操纵的，例如越南战争并不是约翰逊个人的行为。而从文学的特性来说，必须“描写具体的脸”，对文学家来说描写进行战争的官僚组织很难。因此到现在还没有出现正面描写越南战争的文学。 问题又回到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他说，与非洲作家不同，中国作家并不一定要把目光对着欧美。因为非洲的认字率很低，考虑到读者市场，许多非洲作家不得不使用本民族以外的语言写作。而中国作家有自己的读者，日本也是一样。对两国的作家来说，应该首先为本国读者写作，而国外读者的兴趣是第二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