彗星驰过天际。 它彗星般拖着一道璀灿的光焰驰过中国黑暗的天际，它在地球东边浓云密布的上空画出了美丽的弧线，耀眼夺目，令万众惊叹，而后消失。惊心动魄的戊戌一百天，留下了鲜血和死亡一连串噩梦般的记忆。但是，那一些激进的热血青年临刑前的泰然自若和悲烈，那种为封闭愚昧的巨大的黑屋子无畏地打开一个裂隙，透进外部世界一线光明的开放心态，以及为民族存亡、社稷兴衰关切和投入的献身精神，却不是短暂，而是久恒，却未曾消失，而是长存。近代史上的一百天，无疑是一个失败的记录。却也不单纯意味着失败，而是一种丰富的综合，它给予后世的激励和启示有着永远的魅力。 事实上，它不是存在了一百天，到现在为止，它已存在了一百年。而且可以断言，它还将在历史和人们的记忆中存在下去。彗星是消失了，但光的闪耀永存。历史很长，事件很短；但有意义的“短暂”的事件，有时却会装满它以后漫长的岁月。戊戌年的百日维新就是这样的一个事件。本文不是历史学或社会学的写作，这样的大题目只能留与他人。本文侧重的是关于文学、艺术及文化的思考，而基本不直接介入社会政治层面的评述——后者只是作为不可或缺的背景而存在。但即使如此，大约发生在一百年前的那一场流血事件，它对于我们此刻谈论的话题，即涉及文化和文学艺术方面的影响，都是一个其它因素无法取代的、极其重要的决定性的因素。它不仅奠定了上一个世纪末中国文学的基本主题和风格的基础，对当时的文学各个领域的改革提供了基本的思路，而且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革命的最切实、也最直接的原因和导火索。 抒情时代的尽头 若是对近世以来的中国文学做一种最简单的概括，可以认为这一百年的中国文学是悲情文学。植根于中国社会、并且紧密萦系于民众哀乐的文学，深深地染上了中国的时代病。以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为明显的分界线，鸦片战争之后，列强压境，清朝统治者腐朽昏庸，所战皆败，丧权辱国，极大地损害了国人的自尊心。于是竞起以各种方式进行反抗。反抗的结果则是战烟游漫于大江南北，兵燹所至，饿殍遍野，满目萧疏。甲午海战的惨败，戊戌变法的夭折，以及随之而来的反动势力的残酷镇压，成为了百年悲情文学无边暗淡的浓重的“底色”。 鸦片战争之前，清朝的统治虽已衰落，但内忧外患的严重性才只是海中冰山露出的那一个顶尖。道光十三年，即公元1833年，浙江诗人黄燮清作长水竹枝词，其一云：“杏花村前流水斜，杏花村后是侬家。夕阳走马村前后，料是郎来看杏花”。这里所展现的杏花流水的和平安乐画面，可能是这个衰老王朝的最后一个梦境。当所有的豪放潇洒、清新飘逸的诗词歌赋在千年的时空中尽情地演出了一遍，到了十九世纪黄昏的这个苍茫时分，业已达到了欢乐抒情时代的尽头。这一首“杏花村前流水斜，杏花村后是侬家”，是封建王朝的最后一首轻松的抒情诗。自此以后，充填在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中的，尽是浓重的忧患与无尽的哀愁，中国文学经历了世纪末的持续的强刺激，似乎丧失了感受欢愉与表达这种可能有的欢愉的能力与兴趣。 龚自珍是这个封建末世最大的一位诗人。清道光十九年已亥，即鸦片战争爆发的1840年的前一年，他完成了由三百十五首绝句组成规模巨大的组诗：《已亥杂诗》。其中有两首最为脍炙人口的诗篇—— 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这是一个理想的火花未曾熄灭，依然存在希望和追求的时代。两首诗，都鲜明地传达着不忘世事的积极精神。前一首，涉及对于个体生命价值的评价：花的凋落并不是生命的终结，诗人在“死亡”中看到了新生；更有一层，是一种为了未来和发展的无保留的奉献：那凋谢的生命即使是化为春天的泥土了，也要以自己的“未死”来培护那后来无数的“方生”。一颗诗心不因生命烛光的熄灭而绝望，而是生生不已的信念的激发。这一首诗，大体可看作是生命的自省。而后一首，则简直是在可怕的沉默的时代而激越地呼唤铸造新天新地的人才。 但梦想毕竟是梦想。龚自珍的价值也许仅仅在于证明在那样“万马齐喑”的年代，依然有着把眼光投向未来的诗人的激情。但毕竟庞大的封建躯体已从内部开始腐烂。1840年明显感到的外部压力，加速了这个“中央帝国”全面崩溃。1939年已亥，这位中国近代诗史最重要的诗人关于未来的祈愿，是太阳即将沉落之前的苍茫无边的最后一道光痕。自此以后的中国文学和诗歌，它的最具时代真质的内涵，是无边苦难重压之下欢乐感的庄严退场。 欢乐感庄严退场 鸦片战争之后的第五年，诗人陆嵩写了一首《金陵》，其中有句：“秦淮花柳添憔悴，玄武旌旗空寂寥，往事何人更愤切，不堪呜咽独江潮”。金陵古城，不再是六朝金粉的销魂地，而是“愤切”的江潮拍打着这里堤岸的日日夜夜，诉说着无尽的悲凉。中国近代史最伤心的一页，被刻写在丘逢甲的七绝《春愁》中。这诗中的春愁，已不是传统中那种春天到来时节的清淡的惆怅，而是负载着沉重的民族肌体被吞噬和肢解的苦痛。个人那些浅浅的甚而矫作的愁绪消失了，代替它的是整体的民族兴亡的牵萦—— 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 四万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 这首《春愁》写于1896年，诗中所说的去年，即1895年甲午中日海战，那场战事中国惨败，导致最后的国土割让。台湾的被遗弃只是那一时期诸多割地赔款悲剧中的一项，可见这苦难的时代给予中国平民的，是何等剜心碎骨的哀痛！普通民众尚如此，何况是社会最敏感而且是最丰富的神经——诗人？这哀痛渗透和浸淫着那些以往最为个人化的抒情诗，成为此一体裁驱之不去的幽魂。秋瑾在与日本友人唱和诗中有“如许伤心家国恨，那堪客里度春风”（《日人石井君索和即用原韵》），是对前述“春愁”由个人向群情转换的进一步注释。如烟春景，轻愁淡恨，缱绻相思，此刻都变成了浓重的邦国安危的慨叹咨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