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1998.1.18 地点:北京民族饭店 人物:陈映真(台湾著名作家,台湾统联首任主席) 施 淑(台湾淡江大学教授) 蓝博洲(台湾无线卫星电视台制作人,“五十年代白色恐怖”研究学者) 马相武(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朱双一(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 整理:马相武 陈映真:很高兴大家再次相见。借这次中华全国台联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联合举办台湾作家吕赫若作品研讨会之机,我们能够从多方面发表意见,进行专题讨论,无论对于作家本人还是文学史,或是研究界,这都是一桩幸事。 最后的吕赫若—— 马相武:吕赫若生命过程的最后踪迹,请蓝博洲先生详细介绍一下。你是吕赫若以及地下党人生涯的最全面和第一手资料的掌握者,作了大量文献档案调查和田野考察,运用的又是电视手段。 蓝博洲:可以。关于吕赫若的最后的踪迹,就现有的文字记载的资料来看,他上山以后的事迹,只有(台湾)“安全局”编印的《历年办理匪案汇编》中“鹿窟武装基地案”之“通讯方法”一节,有关“鹿窟基地”与华东局联络之经过,有这样的记述: 第二次为一九五○年七月上旬,再派吕赫若至香港,由林良材介见古中委,请示工作方针,吕往返均乘大武
走私船,同年八月下旬回台。古中委曾允派数名高级干部,来台担任训练干部工作,并允送三部电台备用。另计划密送伪台币,作为工作费用及搅乱台湾金融,至配合作战迫近时,即空投武器及伞兵,以加强战斗力量。此外古并曾与吕约定于一九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在鹿窟光明寺会晤,但届时并未前来,以后因联络困难,遂与香港断绝消息。 基本上,我个人认为这段叙述造假的可能性很大。 首先,在同一文件同一节中提到,“一九五○年四月中旬”,该基地曾“派张金海之姐张某(名不详),由基隆大武
乘走私船至香港,往晤林良材,由林良材再介绍谢雪红引见中共华东局驻港人员,报告台湾地下组织之现况,及约定第二次之联络日期”。 然而,1990年4月, 当我在上海采访“张金海之姐张某”——张砚时,她却告诉我说,1948年11月,当一名叫林庆云的地下党人被捕后,她和陈本江因与林有组织关系,当时的台北市委书记廖瑞发于是叫他们撤离到鹿窟山区;1949年1月,她又奉廖瑞发之命下山; 然后在组织的安排下潜往上海。此后,她即不曾回过台湾。 这样看来,“安全局”文件所指“一九五○年四月中旬”派张某赴港联络之事,纯属造案所需之虚构。既然没有第一次联络,那么,第二次的联络,当然也是假的了。 显然地,目前仅见的“官方”资料并不能让我们理解吕赫若上山以后的事迹。我们只有向当年鹿窟案的当事人寻访,才能找到吕赫若党人生涯的最后足迹。 1988年12月29日晚上,台北一个罕见的下着大雨的冬夜,我在当年被控参加鹿窟基地“小鬼队”而被处刑十二年的王文山先生陪同下,冒着冷雨,骑着机车到汐止采访同是所谓“小鬼队”成员的李石城先生。 李石城说,吕赫若在“鹿窟基地”担任非常重要的工作——无线电发报。发报机是老式的,约二百台斤重;必须接电才能发报。同时,为了逃避侦查,每发报一次就要到隔一段距离远的地方再发报;而且,白天不能行动,必须在晚上摸黑行动。 “我还帮他拿过手电筒呢!”李石城以一种感到与有荣焉的语气对我说。 李石城然后又说,“鹿窟山上的蛇多,经常有人被蛇咬死”。 “我爸爸就是被蛇咬死的!”这时候,一直坐在一旁不曾开口的王文山告诉我说。 “吕赫若就是在这种工作条件下被蛇咬的;”李石城接着把他所知道的,吕赫若遇难的经过告诉我说:“那天晚上,他在大溪墘台阳煤矿附近,利用坑外运输用一百五十马力的卷扬机发报;发报之后,他才扛起发报机要转移地点时就被毒蛇(据说是龟壳花)咬了。” “这时候,住在附近的村民苏金英正在杀猪,他略懂草药,人家告诉他时,他说等他杀完猪立刻处理,可是,等他杀好猪要去处理时,药性已过;不到三小时,吕赫若就死了。” 李石城说,当时他并不在现场,他所讲的都是苏金英告诉他的;而苏金英是他的姐夫。 吕赫若临死前在现场的,目前可能只有陈春庆一人了。陈春庆说,那天晚上,他和陈本江及老萧(刘学坤)在鹿窟那边;当他们听到吕赫若被毒蛇咬到的消息时,他和老萧立刻赶到现场去。 “我们赶到现场时,”陈春庆不胜惋惜地说,“吕赫若已经意识不清了;他看了我一眼,还叫了两声:‘阿庆兄!’然后他又向我说,他想吃冰块。” 听他这样说,我知道蛇毒已经侵入脑部了;果然没多久,他就断了气。我于是和老萧、苏金英及另一个村民,在苏金英家菜地旁的空地上,挖了一个坑,用一床草席草草包着,就地埋葬……” 1951年11月17日,“保安司令部”发表了第一批尚未自首的“潜匪”名单,吕赫若名列其中;内容仅仅如下几个字: 吕赫若,三十二岁,台中县,台北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