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晚清至当代百余年来，伴随着中国民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坎坷与延宕，域外文学创作亦时断时续，间盛间衰，呈现出不同的时代风貌与审美特征。 晚清时期以留学出洋为契机，拉开了中国人了解西方社会、认识西方文明、学习西方文化的历史帷幕。但是这一时期域外文学的作品数量较少，文学的审美因素也未能得到充分的表现，真正成熟的域外文学创作尚未出现。直到“五四”时期，域外文学才逐渐走上创作的发展以至繁荣阶段。以日俄留学生、英美留学生和法德留学生为代表的“五四”创作群体，以其丰富多样的文学创作表现了开阔的文化视野和独特的审美体验。他们在作品内容上的拓展，特别是对异域中国人特殊情感的表现和对故国文化的审视沉思，以其视点的特异性和高度的历史涵盖性，成为中国域外文学创作的“母题”。虽然在建国后，这种带有个人异域生活经历的纪实性文本几近绝迹，只有港台地区的留学生文学创作处于繁盛阶段。但因为特殊的历史际遇与文化背景，他们吟咏的是一曲曲“无根一代”的文化乡愁与浪子悲歌。及至八十年代，大陆的改革开放才欣起新一轮的出国狂潮，从而刺激了新时期域外文学的再度勃发。这一时期的域外文学创作一方面承继了“五四”时期的文学“母题”，另一方面又凭添了开放时代的鲜明特征，打上了当代社会文化迁变的深刻烙印。 本文暂不论及港台地区的留学生文学创作，也不对百余年来的域外文学予以历时性的评说，而是选取“五四”时期与开放时期的域外文学作为比较研究的对象，试图阐释两个不同历史时期文学审美特征的相殊性，从中透析域外文学创作中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与文化蕴味。 一 “五四”时期，由于个性解放思潮的兴起和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觉醒，出现了自叙传小说盛行的文学风气。郁达夫甚至一再重申：“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1 〕这种自叙传文学往往带着作家个人的人生体验和身世之感，具有强烈的情感性或主情性，是“五四”时代精神的一种体现。而开放时期则多选择纪实这种准新闻文体进行报导性的或自述性的写作，试图传达当下人们对于虚构艺术教化与劝谕功能的厌倦或消解，带有冷静客观的写实风格。尽管二者在文体风格上存在着差异，艺术观念与社会观念也不尽相同，但却都是以对个人生活的切近作为它们显著的共同特征；而且域外文学无论采用传统手法，抑或创新的形式，都力图赋予个人以丰富的寓意，在个人经历的叙述与个人情感的抒写中，寄寓浓厚的民族意识和深刻的文化情结。 “五四”时期的域外文学主要体现在日俄派与英美派留学生群体的创作中。日俄派以留日的创造社成员郭沫若、郁达夫、郑伯奇为代表，突出地表现了客居异域的生计压迫与性爱苦闷，而这一切都源于他们身后那古老故国的陆沉，源于文明衰落后那深重难遣的民族自卑。所以，他们的创作都将个人忧郁与民族患难作为不可分割的情缘，以一种奇特的、有时甚至是病态的方式编织在一起，发抒自己作为中国人沦为弱国子民的怆痛怨愁，即便是描写青春期最为敏感、最富浪漫幻想色彩的爱情，也全力倾诉因背负着民族的衰败而遭受歧视、委屈和耻辱的情绪。郁达夫就曾这样描述他在异国的感受：“国际地位不平等的反应，弱国民族所受的侮辱与欺凌，感觉得最深切而亦最难忍的地方，是在男女两性，正中了爱情毒箭的一刹那。”〔2〕可以想见， 郭沫若“行路难”的种种感慨和郁达夫“沉沦”游子的声声呼唤，就寄寓了多少历史的怆痛与民族的耻辱。 与创造社的激烈峻急风格形成明显对比的是英美派留学生群体的域外文学创作。他们主要以异域文化作为参照，审视故国传统，带有渐进稳健的文化色彩和从容宽厚的个性特征。老舍在小说《二马》中就以对狭隘民族意识的超越，达到对传统文化的省思目的。他借西方观念批驳中国古老文化中的陈规陋习，在对中英两国民族性的比较中，深化了对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显露了作家眼光的犀利与胸襟的开阔。虽然“中国人能像英国人那样做国民便是最高的理想”这样的说法本身未免失之简单，但老舍在创作思想方面的突破，显然是与中国门户开放与文化交流的历史初衷相一致的。 “五四”时期的这两类域外文学创作，在审美倾向上一个偏于主观，一个重于客观；在情感特征上一个略见偏激，一个稍显宽容；在文化选择上一个多有批驳，一个则多有认同。这是他们作为独立的创作群体不同文化特征的具体表现。尽管如此，他们都站在一个相同的立足点上并找到了共通的东西，构筑了“五四”域外文学有机联系的整体。这个立足点就是以期冀祖国强盛、民族复兴作为其共同的创作主旨，显示了一代文学先驱独特的文化心理和丰富的精神世界，展现了一代爱国知识者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意识。 不可否认，开放时期域外文学创作是与“五四”时期保持了某种内在延续性的，相当程度上还是继承了“五四”时期域外文学对异域中国人特殊情感的表现和对故国文化的审视沉思这一创作“母题”。时至今日，那些客居异域的游子当然不再会感受到昔日祖国被列强宰割而造成的民族耻辱，但是国家之间经济力量的对比与民族文化意识的差异，是不可能在目前情况下迅速趋于一致的。因此，个人遭际与国家命运之间的纠结依然难以分解，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之间的差异仍然难以弥合，而这一切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或多或少地制约着客居国华人群体的地位，影响着他们对于异域文化的体认和对于故国文化的反思。表达个人在文化困境中的自我挣扎以及个人命运与社会、民族命运的关联，作为开放时期域外文学主题的一个支脉，依然在延续着。为此，开放时期的域外文学主要以两类作品对这一主题加以具体阐释。一类是以查建英的《丛林下的冰河》、《到美国去！到美国去！》等一系列作品为代表，在描写激烈的生存竞争和物欲挤压下的内心焦灼之外，更多感受的还是东西文化的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精神困挠。在文化抉择的两难境地中，尽管他们找到了许多物质上的满足，最终却发现一切都与他们寻找的初衷相背离，物质的所得又相随而来精神的所失，成为对自身的一种嘲讽。另外一类作品，如郑念的《上海生死劫》、巫宁坤的《沧海一泪》、张戎的《鸿：中国的三个女儿》、亚丁的《不周天》，则多以记录自己的文革经历而呈现出一种浓重的历史反思色彩，而且由于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濡染，他们更多地是以近代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人道主义作为审视“文革文化”的基本原则。这些作品都从各自不同的写作动机和立场出发，映现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的必然联系以及置身主流文化之外的文化边缘人的尴尬与反思，不同程度地带有知识分子化的精神特征和思想印痕，代表了开放时期域外文学的较高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