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文学”作为特定指称的概念，一般都用来概括80年代初继“伤痕文学”之后的一种文学思潮。那个时期，随着伤痕文学创作的逐步深入，人们已不满足于对“四人帮”极“左”路线的一般性地揭露和控诉，而是要求文学的视野更加开阔，思考的问题更加深远。于是，作家们以勇敢的探索精神把笔锋向历史的纵深掘进。他们用自己的创作和人民群众一起探求这场空前浩劫的成因和根源，对我国当代曲折的历史进程、对一些颠倒了的历史是非进行再认识、再评价。这些作品以真实而严肃的回顾，从我党的路线及传统的变迁中，从整个社会的思潮的升沉中形象地总结经验教训。当年涌现出的一批优秀作品，如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汪浙成、温小钰的《土壤》、王蒙的《蝴蝶》……都是脍炙人口的创作，成为反思文学中的代表著。 反思，是作家们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所致，是以更好地认识现实、推动现实为根本目的的。将历史的风云变幻，用思想解放的态度真实地反映出来，并与现实的复杂矛盾紧密结合，侧重开掘人物的心路历程，从哲理的高度剖析生活的底蕴，显示出浓郁的思辨色彩，是当年反思文学的显著特点。它可以称得上是锋利的“解剖刀”。它剥离掉由“左”的细胞聚集成的、潜藏于祖国母体和人们思想中的“肿瘤”。这其中有淋漓的鲜血、有痛苦的呻吟、有术后的挣扎……当然，更有获取新的生命力的振奋和欣悦。 时光荏苒，至今，当代文学又走过了十多年的历程。当我们经历了众多的文学思潮的升沉起伏之后，当我们被五光十色的艺术现象弄得目不暇给的时候，应该说我们对“反思文学”加深了理解，众多的参照系给我们提供了对之进行再认识的可能性。 反思文学的精髓就是向历史的纵深突进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思辨方法、一种无畏态度、一种批判精神。它的这种哲学底蕴也就是它作为一种文学思潮的标识。从这一认识基点出发，我以为，我们对反思文学思潮的界定太狭窄、太局限了。我们仅仅把80年代初的那三、四年间所呈现的政治型反思的文学作为这一思潮的始末，把政治视角的反思创作认定是思潮的主干作品，今天看来是很不全面的。这无疑会低估了反思文学的总体价值和历史地位。 如果从比较宽泛的意义上来探讨，应该看到，反思文学是新时期以来第一个思潮，也是绵延时间最长、获得成就最大、社会影响最深的一个思潮。在80、90年代的文学发展进程中，它几乎是以中轴线的地位贯穿全程。有渊源，有发端，有初创，有巅峰，有余音…… 我们在习惯上将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作为并列的文学潮流称谓。但认真考察起来，伤痕文学很难作为一个内涵鲜明的文学思潮而独立存在。伤痕文学实质是包容在反思文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最初的、奠基的组成部分。伤痕文学创作更多意义上是以题材的趋同而加以定位的。这些创作是以揭露“四人帮”和极“左”思潮所带来的公理被践踏、人民受迫害的惨不忍睹的国情世态作为总的主题。政治悲剧、家庭悲剧、人生悲剧，是题材上的一致。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作家们更多揭示的是一些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事件的进程和表象。虽然也涉及到一些“精神内伤”的描绘，但大都缺乏深层次的开掘和探究，缺乏历史的纵深感和哲学的深远感。另一方面，在一部份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品中，已经显示出反思精神的端倪，显示出在抚摩伤痕中反思，在反思中深化认识伤痕的相互结合的情态。以问世最早的刘心武的《班主任》为例，就可以发现其中具有浓郁的反思色彩。它触及到一个重要的拨乱反正的课题：“四人帮”用最革命的逻辑和口号，掩盖其最反动的愚民政策。作品通过谢惠敏的形象塑造已深入到“左”倾思潮长期的欺骗性的危害之中。从这一层意义上看，伤痕文学其实是反思文学的发端。 反思文学的渊源一直可以追溯到10年浩劫中的“地下文学”中。这种特定时代、特定政治条件下的产物融注了人民群众对动乱岁月中许多“奇闻怪事”的思考、对许多“不理解”的问题的探索。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中表现出的对中国知识分子坎坷命运的关注和追寻，就表现了这种反思的意向。 “地下文学”和伤痕文学中的反思色彩存在一个明显的不足，即缺乏一种自觉的意识和理念的高度，对“左”的根源的探寻还停留在“感觉”的浅层次上。这些作品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民族灾难还仅仅是从政治的、人际关系的角度去考察，对罪行的谴责也往往停留在“坏人干坏事”的逻辑中，而缺少从文化积淀、从传统心理、从整个民族弱质内因上的独特审视。孙犁在《读作品记》中精辟地指出：“如果写，今天则需要进一步深挖一下：这场运动是在什么思想和心理状态下，在什么经济、政治情况下发动起来的？为什么它居然能造成举国若狂的局面？它用了我们民族、人民群众的哪些弱点？它在每个人的历史、生活、心理状态上的不同反映又是什么？”而对这些问题的初步回答，恰好是在后来的反思文学中开始的。 作为这一文学思潮的潮头——政治型反思创作还多处在对建国以来党的种种政策的失误上的纠偏，处在揭示极“左”思潮所带来的方方面面的不幸后果。如农村生产关系形式的过频的更换，大跃进所造成的粮食匮乏，“反右”斗争扩大化带来的人生悲剧，“左”的意识对人的灵魂的无形的蚕蚀等等。问题提得十分尖锐，情景描绘非常惨烈，危害揭示分外严重，然而，视角的单一化、主题的单纯性往往局限我们获得一种立体的认识和全方位的把握。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是从农民基本生存的“住房”问题上进行反思的，小说把李顺大三次造屋失败突出地归结为党的经济政策和路线导向的错误上。这是毫无疑义的。而作家在创作的同时就有更深远的理性思考。他在《〈李顺大造屋〉始末》一文中严肃地质问：“……当我探究中国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浩劫时，我不禁想起李顺大这样的人是否也应该对这一段历史负一点责任。九亿农民的力量哪里去了？为什么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难道九亿人的力量还不能解决十亿人口国家的历史轨道吗？看来，他们并不曾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他们或是想当而没有学会或者是要当而受着阻碍，或者径直是诚惶诚恐而不敢登上那个位置。造成这种情况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值得深思。”观点表述得何等痛快淋漓、耐人寻味，遗憾的是作品中形象塑造的自身还未能达到这样的思考水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