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随着各种文化藩篱的不断破除与研究者眼光的不断深入，对萧红的认识也愈来愈广泛、多层次。研究论文数量可观，质量不断提高，多次举行的萧红纪念会和萧红学术研讨会一度使萧红研究掀起高潮。此时，对萧红研究的历史，现状作一个简单的回顾与总结，以便使研究进一步深入，确已成为当务之急。 总体来说，从1978年至1995年这17年间，萧红研究经历了一个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不断扩大伸展的过程。下面本文将从这两个方面分别论述。 一、内涵不断丰富 文化的开禁，萧红从“冷宫”中被发掘出来。这位身世经历颇有传奇色彩的“东北女侠”，一下子吸引了研究者的视线，出现“萧红热”是可以理解的。最初吸引研究者的无疑是萧红的传奇身世和经历。有的研究者认为，爱情的不幸、贫困的生活和疾病造成的身心折磨，影响了萧红的整个人生和创作，使她和她的作品逐渐脱离了火热的抗日运动而最终回复到个人的小圈子中。近年来一些研究者则对此提出异议，例如逄增玉在《黑土地文化与东北作家群》（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一书中，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指出黑土地文化蕴含着一种追求自由与漂泊的鸟图腾崇拜的文化精神，它深深潜蕴在萧红柔弱的身体里。萧红的漂泊流浪，大多是黑暗动荡的社会所致，同时也有来自萧红本人的因素，她身上存在着“关外妇女常见的雄迈气质”。强烈的反抗意识和生命激情使萧红毅然与家庭决裂，开始了自由而又艰难的漂泊流浪生涯。作者从地域文化气质角度来观照萧红的人生道路，颇多新意，也显示了对萧红个体的重视。 萧红的生活经历、个性气质与创作道路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作为一个从封建家庭中出走的“娜拉”，刚涉足文坛并未如冰心、庐隐、丁玲等以个性解放或带有自叙传式的感情经历作为写作对象，而是侧重于对劳动人民苦难生活的描写，对旧制度的抨击；在后来的创作中又放弃了这种题材而转向抒写内心，显得与时代隔离。其原因何在？为准确阐释这一点，萧红的经历与其创作道路的独特性，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秦林芳《论萧红的创作道路——从题材说起》（《北师大学报》1990年4期）从题材选择变化的角度分析了萧红的创作道路。该文认为， 早期二萧合集《跋涉》中萧红的作品是在时代潮流和友人的影响下的创作，缺乏自主意识，因此造成了题材与把握这种题材所需的主体能力二者之间的紧张矛盾，有概念化的“编故事”倾向。现在看来，《生死场》的魅力全在于前半部分“极具真实感”。而《商市街》所采用的极为个人化的题材使内部视野开阔，但又导致了思想的相对贫弱。后期，萧红克服了前一期的缺陷，在所熟悉的呼兰河的日常生活中发现了富有意蕴的题材，作者将农村题材和自我题材相结合，同时，师承了鲁迅的文学观，站在“改造民族的病态”的高度来表现这类题材，因而富有独创性；而《马伯乐》则是“改造病态思想”的继续。萧红的创作道路呈现出一种理性的主动取舍的现象。 陈素琰《萧红：早醒而忧郁的灵魂》（《文学评论》1994年4 期）中则认为萧红的创作道路完全是个性使然，本性所致。《呼兰河传》尽管有进步思潮的浸润，但她并没有因为革命的群体意识传达而放逐她的生命体验及与生活经历紧密相连的感受。萧红是一个充分女性化的作家，她听从内心的召唤一步步寻找自己的归属点和关怀点。正因为如此，当萧红将充满田园韵味的抒情诗笔调引入她的那些刻画人民苦难的篇章时，则也多少造成了她在写社会生活时笔墨生硬而略显抽象的现象，如《生死场》。研究者还从作家的个人经历与心理变化着手，认为萧红的创作过程就是精神家园的失落和寻求的过程。“无家情结”与“恋家情结”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她的创作。这一方面的论文有秦林芳《论萧红的家园意识》（《呼兰师专学报》1990年2期）、 赵琪《浅论萧红创作的故乡情结》（《山东师大学报》1994年2期）、 王维国《“无家情结”与萧红的生活与创作》（《河北学刊》1994年3期）等。 总之，对作家整体创作道路的研究，使研究者能更客观地看待萧红的作品，也发现了其中的不足和缺陷，而不再是一味抬高。 除了对作家整体创作道路的宏观研究，作家单篇作品的微观研究也不可忽视。寻根文学思潮使人们的固有思维模式发生了动摇，对文学研究领域也起了新的震动。思维模式的转变给萧红研究带来了无限生机。萧红，作为一个经常沉缅于童年的回忆、对都市文明极端嘲讽和不屑的女作家，似乎与“寻根文学”的某些探寻目标不谋而合，于是很快就为敏锐的研究者发现，他们把萧红作品与寻根文学相联系，使其主题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深入。如对于《生死场》的研究历来几乎都从“抗日文学”的角度加以肯定，誉之为最早出现的抗日小说，而此时的研究者从新的角度来观照《生死场》，发现了其中被忽略的内涵。邢富君在《农民对命运挣扎的乡土文学——〈生死场〉再评价》（《北方论丛》1982年1期）中指出，《生死场》是“农民对命运挣扎”的文学，其主题是“贯穿始终的农民生死线上的挣扎”。日本学者片山智行《萧红的文学观与“抗日问题”》（《社科战线》1990年2期）一文认为， 《生死场》的主题最终还是指向抗日方向。然而，可以称做是作者分身的作品主要人物金枝却越过“抗日”问题将着眼点投向中国社会自身存在的不合理性。这是一种多义主题的看法。也有学者认为不能用一个单一的先行主题来解释《生死场》，而应该从作家对生与死的人类命运的思考出发，许多不能解释或解释牵强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皇甫晓涛《一语难尽——〈生死场〉的多层意蕴与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多维结构》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年3期）。 又如《呼兰河传》一度被认为远离抗日，落后于时代，对旧世界缺乏明确有力的批判。研究者们重新认识，得出了新的结论。指出《呼兰河传》是“民族忧痛和乡土人生的抒情交响诗”，“是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其中贯穿了萧红对劳动人民不幸命运深切关注的主题，也反映了萧红对旧的生活的批判和否定（钱理群《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载《十月》1982年1期）； 高秀芹在《一个被误解的文学主题——从萧红〈呼兰河传〉谈起》载《吉首大学学报》1994年2 期）中进一步指出：虽然创作《呼兰河传》时作者的心境是寂寞的，然而也因为此，萧红才能以现代人的眼光冷静地观照自己曾经熟悉的生存环境，发掘民族劣根性，形成对传统的反思，达到思乡与启蒙的水乳交融。皇甫晓涛的《萧红现象》（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对萧红的主要代表性作品《生死场》、《呼兰河传》、《马伯乐》、《小城三月》等的主题作了较综合的归纳，如“群体、个体与集体”、“反帝与反封建”、“历史开掘”、“没有死去的阿Q 时代”与“春的悲吟爱的呼唤”等等。对主题的深挖实际上也是一种重新定性的过程，虽各种见解纷至沓来，见仁见智而难以趋同，但同时也增加了其主题的内涵的丰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