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今林语堂的书十分的畅销，他提倡的“幽默”再次被文化市场炒热，林语堂式“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的小品文已经一发不可收地从当代文人高谈戒烟戒酒发展到“小女人散文”和“小男人散文”种种畅销书。可笔者感兴趣的似乎还是他的另外一类文字，即关于“小品文笔调”的主张。林语堂在编《人间世》时直白地说过：余意此地所谓小品，仅系一种笔调而已，并说他之所以提倡这种文体，是为了“使其侵入通常议论文及报端社论之类，乃笔调上之一种解放，与白话文言之争为文字上之一种解放，同有意义”。为此，林语堂作了一生的努力。 所谓“小品文笔调”只是个总称，别号很多，诸如言情笔调、言志笔调、闲适笔调、闲谈笔调、幽默笔调、谈话笔调、娓话笔调、散文笔调、个人笔调等等，不胜繁复，却又不尽准确。但这些说法所表达的基本含义是清楚的，皆指取法于西洋ESSAY 又实证于中国古代散文的一种文体，并与五四以来新文学的论说文章相对立：“大体上，小品文闲适，学理文庄严；小品文下笔随意，学理文起伏分明；小品文不妨夹入遐想及常谈琐碎，学理文则为题材所限，不敢越雷池一步。”以一种轻松闲散、清新自然的文体来立志立言，在以抒情为主的现代白话散文之外，另创说理议论为主却又不威严、不拘泥、不端架子的现代散文，这就是“小品文笔调”的要义。林语堂甚至想把这种写作文体推广到更大的范围里去使用：“此种笔调已侵入社会及通常时论范围，尺牍，演讲，日记，更无论矣。除政社宣言，商人合同，及科学考据论文之外，几无不夹入个人笔调，而凡是称为‘文学’之作品，亦大都用个人娓语笔调。故可谓个人笔调，即系西洋现代文学之散文笔调”。 这种新的散文文体，无论在当时为纠正新文学初期理论建设中出现的文体缺点计，还是为以后的新文学散文创作的繁荣计，都是具有创意性的。三十年代林语堂倡导的小品文文体与鲁迅倡导的杂文文体并立于世，可以说是说理言志类的散文创作的两大潮流。而观今日散文创作之繁荣，杂文的战斗性与讽刺性难免受到现实的种种限制；小品文从积极的一面而言，用个人笔调与自己声音依然沉重地履行着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的使命。这也是有目共睹的文化现象。因此，从这一角度来追根思源，重提林语堂在当年文学批评中的某些主张及其实践，是十分有趣的工作。 二 1918年，林语堂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入清华大学担任英语教员的第二年，陈独秀、胡适发动的文学革命运动已经进入了对历史传统的全面反省，反对文言、提倡白话也成为当时文化界新旧两派争论的焦点。林语堂飘浮在中国思想解放，文学改革的潮流里，不免跃跃欲试。他最初加入《新青年》战斗行列的举动，是关于文字改革的设想方案，他从“汉字索引”说到西洋文体，转而对新文学提倡白话以来在文体上的毛病提出严厉的批评。他先是从批评《新青年》上的理论文章未得“西文佳处”开始的，认为西方理论文章的特点是说理精密，立论确当，有规模有段落，逐层推进有序，分辨意义精细，正面反面兼顾，引事证实细慎，读来有义理畅达、学问阐明的愉快。而《新青年》所刊的文章虽然“皆是老实有理的话”，但离“西方论理细慎精深，长段推究，高格的标准”毕竟差得很远，而且有讽刺意义的是，在林语堂看来，当年作文最具有西方式逻辑力量的作者，恰恰是后来成为新文学运动的论敌章士钊。这个批评只是针对当时的白话说理文的文体缺点而言，还不涉及小品文体的提倡；但在当时提倡白话文的《新青年》诸子，显然是只顾着思想的革命和风俗的改良，文体改革还没有进入他们关注的视野，但林语堂因身在文坛纷争圈外，思想比较超脱，能见人所未见之处，从文体批评着手，一下子抓到了白话文的弱点，应该说是别开生面的一局。可惜当时新旧文学两派文白之争正处在白热化状态，《新青年》诸子为确立以白话为文学正宗的地位，正竭尽全力苦争，所以并未重视林语堂的批评。钱玄同在附本文后面的复信中对林语堂的议论有赞成也有解释，认为新文学家固然应该“效法”西文佳处，但事情有轻重缓急之分，当前第一步必须将文言全盘推倒，让白话文立稳了正宗的地位，把旧文学里的那些“死腔套”删除，然后再走第二步，把西文佳处输入到白话文里去，否则虽有别国良好的模范也是枉然。这当然只是一种说法，其实说来也奇怪，《新青年》诸子中除李大钊、高一涵是从写逻辑文体的“甲寅”派转化而来但又很少作文、胡适虽是留美学生却为了提倡白话必须以身作则用口语写作以外，其他几位主将级的人物都是从旧学分化过来，从未受过严格逻辑的思维的训练，即使在后来白话取得了胜利，他们依然是用散漫的文体在写作，仍未写出过严密的有逻辑的西方式的理论文章。 但是，林语堂在同一文章中的另一个建议显然是对他们胃口的，那就是他在文章中深感《新青年》文体单调，建议“凡文不必皆是讲义理的深奥”，因为“文生于情，须要与情感题目相配才好”，不妨因其应用不同，采用多种文体：如书信体、说话体、讲学体、科学记事等，特别举例了ESSAY STYLE“应格外注意”。 这大约是新文学的文体建设中第一次提到了西方文学中以说理议论、自由发挥为主要特征的“随笔体”。说来也是巧合，就在刊发林语堂这篇通信（1918年3月2日作）和钱玄同复信的4卷4号（1918年4月15日）《新青年》上， 编辑上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这一期上首次推出了“随感录”专栏，发表陈独秀、陶孟和、刘半农三人七篇谈话体杂感文。虽然对于《新青年》“随感录”的出现，究竟是由于林语堂的建议，还是出于纯粹的偶然，现在已经无法作出确切的回答，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林语堂与《新青年》诸子在提倡自由散漫的西方随笔体方面，确有相通之处的。事实上也正是《新青年》中的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形成了中国新文学的第一代议论性散文大家。 此后不久，林语堂远渡重洋，留学哈佛大学，继之转入德国莱比锡大学，与新文坛中断联系达四年之久。当他于1923年秋回国之时，尽管《新青年》已不复存在，然而白话为文学正宗地位已经确立，林语堂自然兴奋不已。据林语堂推断，白话代替文言，既然以说话方式行文成为文学正宗，自然会演变出以闲谈说理，在谈话中夹入个人感情及个人思想，即所谓“小品文笔调”一派来。当年钱玄同所说的第二步，正是到该兑现的时候了，行文笔调上的大解放似乎就在眼前。然而，现状令他大失所望。白话文倡导者陶醉在“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的喜悦之中，而对于白话文所需要的笔调改革似乎并无热心。对此，林语堂不失书生本色，他当仁不让，再次提出笔调改革的主张。 1924年5、6月间，《晨报副刊》刊出林语堂《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和《幽默杂话》两文，虽然打出了“幽默”的旗号，但重点是在呼吁“笔调”的改革。他认为中国旧文学在“礼教蝉化”之下生成了“板面孔文学”。一旦扯下面孔来便失去了“身格的尊严”，所以总是以庄重、严正的笔调喋喋不休地叙述着仁义道德或“天经地义”的道理，令人有寒气逼人之感。新文学虽然文体变了，但行文笔调变化不大，白话文学中“板面孔”训话式的笔调并不鲜见。林语堂的笔调改革主张就是专门用来医此顽症的，他开出的第一个医方为西式的幽默，试图通过寓庄于谐，打破庄谐界限，以“会心的微笑”，变“板面孔”训话式笔调为谈话式笔调，希望不仅散文家用它写散文，而且大学教授用它写学术论文，大主笔用它来写社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