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世纪下半叶，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就一直是中国知识界关注的焦点。从世纪之交的“体用之争”“夷夏之辩”，到“五四”前后的“欧化与国粹”的论战，从20年代“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比较”，到30年代“全盘西化”说与“本位文化”说的辩难，再到40年代“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等，都无一例外地突显出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文化情结”，而这种“情结”随着中西文化冲突的日益加剧而愈发难以化解的事实，又清楚地显示那个文化断裂时代中知识分子的内心紧张状态。 （一） 对于像林语堂这样的“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来说，其全部的幸与不幸，就在于他们恰恰生活在这样一个文化大断裂的时代：由于列强的进犯，“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1 〕当中国人从沉睡中骤然惊醒，他们惊讶地发现：原来令他们感到自足、自豪、自信乃至于自负的华夏文明竟然是那样不堪一击，而曾经领导过世界文化潮流的中华文化也似乎是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与西方先进文化不能同日而语的停滞、落后、保守、腐朽的文化。腐败的传统与强大的西方之间的强烈反差，无疑强化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然而它同时也使人意识到，要在文化观念上缩短两者之间的差距，并通过两种文化的价值对接来达到重建中国文化的目的，的确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于是，迫不得已地，中国的思想先驱者们就这样被历史性地推入到一个痛苦的选择情境之中。 像许许多多置身于这一痛苦选择情境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林语堂从一开始就清楚地意识到了这种存在于中国传统旧文化与西方先进文化之间巨大的历史距离和裂痕，同时，他也深刻地体验到了这种距离和裂痕所造成的其个人文化选择上的两难。按照林语堂的说法：“被培养成一个基督徒，就等于成为了一个进步的、有西方心感的、对新学表示赞同的人。总之，它意味着接受西方，对西方的显微镜及西方的外科手术尤其赞赏，它意味着赞成女子受教育及反对立妾制度及缠足，保持明显而坚决的态度，它意味着赞同教育普及及民主观念。”〔2 〕这一切，恰恰是一个生活在传统式微时代的新人所应具有的最基本的现代价值观念，林语堂因其得天独厚的家庭环境而拥有了这种观念的确是非常幸运的。然而，问题远远没有这么简单。因为在林语堂为自己被塑造成了一个“进步的、有西方心感”的人而感到自豪的时候，他也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非常严峻的事实，那就是：他很可能在成为一个合格的基督教徒的同时而变成一个根本不合格的中国人！林语堂承认：“我是在基督教的保护壳中长大的”，〔3 〕尽管那一整套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西方价值观念、西式生活态度以及情感方式都得到了他的认同，但是他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说：“由于接受基督教教育的缘故，我们搬进了一个自己的世界，在理智上和审美上与那个满足而光荣的异教社会（虽然充满邪恶、腐败与贫穷，但同时也有欢愉和满足）断绝了联系”。〔4 〕这种“自我囚禁”导致了林语堂对中国文化直到他青少年时代还知之甚少，他虽然“熟知《圣经》中以色列领袖约书亚的号角吹到巴勒斯坦古都耶利亚城的故事，却不知道孟姜女曾哭倒过一段长城。”〔5 〕既然对中国老百姓耳熟能详的民间传说尚且如此无知，那么他对那些高深莫测的中国哲学的了解也就可想而知了。与此相关联的更为严重的方面是：林语堂也因此不得不远离中国人的日常世俗生活及其价值信仰，而这一点恰恰是中国文化赖以存活的基础及其合理性的全部依据所在。如果林语堂是一个西方的基督徒，这一点对他来说全然不能构成任何威胁，但他毕竟是一个中国人，这意味着：在中国做一个基督徒仅仅接受西方的价值是很不够而且是危险的，他还必须贴近和获得中国人最为基本也是最为真实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并借此融入到中国人的生命和文化存在之中。用林语堂的话来说，就是“不做被剥夺了国籍的中国人”。〔6〕 很显然，时代的文化断裂在林语堂身上是以价值与存在这两种合理性之间的紧张冲突形式表现出来的：作为一种价值形态的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其合理性无疑已丧失殆尽，无数中国思想先觉者正是在这一前提下来认同西方价值并把它视为中国人应该接受的唯一合理的价值的。然而，正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虽然中国知识分子自近代以来发起了对传统的一次次扫荡，在理论上早已失去其合理依据的中国的文化却仍然腐而不朽，那些在人们看来早该抛弃的价值和观念在中国广大人民的日常世俗生活中，作为一种感性化了的生命存在，仍然在继续发挥其效应。这一足以让中国思想先觉们感到沮丧的事实，最终使得西方价值在中国的推广遭遇到了巨大的抵触而不能真正达到改变中国的目的。就林语堂个人而言，他本人思想中的西方因素之所以没有使他成为一个彻头彻尾、一以贯之的西化派（尽管他在很短一段时间里也曾附和着胡适等人主张过“欧化”），其原因恐怕就在于他对中国旧文化的“存在合理性”的基本认同，以及出于“反抗”基督教对他的束缚而形成的“加入本国思想的传统主流”的“期望”。〔7〕当然， 在这种“期望”的驱使下“沉入我们民族意识的巨流”之中从而回归中国传统的林语堂，却没有放弃他早年所接受的西方价值，事实上，在更多情况下，林语堂还是摇摆于这两种合理性之间，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大家都是炎黄子孙，谁无种族观念？眼见国家事事不如人，胸中起了角斗，一面想见贤思齐，力图改革，一面又未能忘情固有文物，又求保守”，〔8〕这样一来，“处此东西交汇青黄不接之时”， 整个时代的文化断裂便很自然地内化成了一代知识者的心理紧张和文化选择态势上的矛盾。 （二） 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察林语堂文化心态和文化观念中所包含的基本矛盾： 首先是道德与理性的冲突。林语堂不仅是一个理性主义者，而且他对西方价值所持有的态度和立场也是完全“合乎理性”的。他曾明确表示：“三十多年来我唯一的宗教乃是人文主义，相信人有了理性的督导已经很够了，而智识方面的进步必然改善世界。”〔9 〕这种对理性的崇拜加深了林语堂对现代科学文明的好感并使他成为一名科学的笃信者，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素嗜科学，故同时留意科学的探究以补救我的缺失，如果科学为对于生命和宇宙的好奇感的话不谬，则我也可说是个科学家”。〔10〕林语堂当然没有成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家，但他用科学理性的眼光来看待文化及人生的问题，也就理所当然地使他对西方价值有了一种出于理性主义态度的认同了。他深信，引进西方的价值，有助于彻底改变中国的社会状况和国民的精神状态，如果取消了理性，社会的进化几乎是难以想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