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林语堂是中国现代作家中非常独特的一位，其人生哲学当然也不例外。首先，林语堂对世界和人生有着深刻的悲剧意识。以往，评论者多把林语堂看成缺乏悲剧的一个比较浅薄的作家，其实这是对林语堂的误解或误读。林语堂不仅反对只是一味欢唱的美学倾向，而且在文学创作和生命感悟中体现了悲剧的美学韵致。林语堂对泰戈尔的文学作品多有批评，认为它们过于甜腻，缺乏悲剧感，而对哈代则有赞扬。最为重要的是，林语堂本人有着浓郁的悲剧感。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死亡作为人生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它映照出生命的短暂、脆弱、虚妄和循环性质。与许多中国现代作家张扬生命的强韧和永恒不同，林语堂总是偏于审视生命的短暂、脆弱与微不足道，生命就如同风中残烛，稍有风动就会熄灭，尤其对普通人的生命说来更是如此。对生命的崇高林语堂也不过分渲染，而是注重生命卑微、廉价和空乏的展示。因之，他笔下人物的死亡多是平淡无奇的，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即使死而有因也缺乏丰富的政治、社会、历史、思想和文化内容。当然，死亡在林语堂这里也有其意义，即生命的循环与更新。二是生命的戏剧性质。舞台小世界，世界大舞台。林语堂认为生活是真实的，但它仍属表象，更深刻的真实当是生活的悲剧性。他说：“大概世事看得排脱的人，观览万象，总觉得人生太滑稽，不觉失声而笑。”〔1〕 这种悲剧性表现在主题的荒诞、形式的舞台性和角色的扮演性。基于人生的滑稽与荒唐，林语堂倡导一种冷眼看世界，凡事不可过于认真、执著的人生态度，否则就是糊涂，就是不明人生真味的俗人。三是忧伤的抒情基调。林语堂的生活和作品就情感而言有两个层面，浅层是充满乐观与欢快的和乐之声，深层是潜隐着的悲伤和哀婉的凄冷之声。另外，林语堂的忧伤不是强烈的、泉涌式的喷发，而是淡雅的，曲曲渲染出来的。其次，林语堂的人生哲学倡导紧紧贴近人生本相。既然生命如此短暂，我们就不应远离人生奢谈理想、价值等形而上的东西，而应更加关注与我们朝夕相处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林语堂认为我们的哲学、文学、文化都发生了偏误，即离人生本相太遥远。他说：“今天我们所有的哲学是一种远离人生的哲学，它差不多已经自认为没有教导我们人生的意义和生活的智慧的意旨，这种哲学实在早已丧失了我们所认为是哲学精英的对人生的切己感受对生活的知悉。”〔2〕因此，林语堂倡导回转到人生上来， 尤其是紧紧贴近人生本相即生活上来。他甚至不无夸张地说：“我并不读哲学而只直接拿人生当作课本。”〔3〕“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生活， 这是多么明显的事实，我们简直从未想到过。”〔4〕这里，林语堂把人生、 世界的复杂性还原为一个简单的道理：既然“日常生活”离人最近也最为普遍，那么，它就是人必须关注的“中心”。换言之，对人的衡量标尺最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即是他的“生活状态”如何？他的“生活观念”怎样？林语堂正是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生活、世界和人生，对世界文化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与选择的。那么，林语堂认为如何才能回复到人生本相上来呢？一是关注人的衣、食、住、行、性等各种偏于物质行为的日常生活。二是重视日常生活中的情理。如果说衣、食、住、行、性等主要属日常生活的物质形式，那么情理主要属日常生活的精神内容，因为情、理与衣、食、住、行等也都具有天然的性质，是人生的根柢所在。换言之，一个不懂情理的人也是一个不懂人生离人生十分遥远的人。三是把个体的“快乐”和“幸福”追求当成目的。追求个体的“快乐”和“幸福”是人的普遍愿望，但将之看成“根本”和“目的”那就较少有人赞同。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否把个体的“快乐”和“幸福”看成人生的目的，是衡量每个人是否贴近人生本相，有什么样的人生观的关键。林语堂一生始终把个体的“快乐”和“幸福”追求当成目的，而且非常自觉。在林语堂看来，“人生是多么不确定，吾们倘知道了甚么是以满足吾们，便紧紧地握住它，有如暴风雨的黑夜，慈母之紧紧抱住她的爱子。”〔5〕这里表现了林语堂对贴近人生本身的渴盼之情。 对人生的“快乐”，林语堂的理解也相当实在，他说：“所谓人生的快乐者不过为官能、饮食、男女、园庭、友谊的问题。这就是人生本质的归宿。”〔6 〕林语堂甚至把“快乐与否”看成判明文化的标尺：“我尝说最能叫你享福的文化，便是最美好的文化。”〔7〕应该说， “快乐”与“幸福”是林语堂追求的最后目的，也是唯一的，而其他的一切都是人生的手段。当然，获得快乐和幸福既可通过物质享受又可通过精神享受。再次，林语堂尽管深切体会到生命的悲剧底色，但对人生却异常的热爱与眷恋，除了紧紧贴近人生本相外，他更执着于如何使短暂而富有戏剧性的人生更丰富、更饱满、更健全，也更有意义。林语堂对生活充满热爱和自信，“纵令这尘世是一个黑暗的地牢，但我们总得尽力使生活美满。”〔8〕 所以，反抗绝望而善处人生是林语堂人生哲学非常动人的一章。一是不偏不倚，取乎其中的“中庸”生活态度。林语堂说：“我像所有中国人一样，相信中庸之道。”〔9〕值得注意的是， 林语堂信奉的“中庸”主要是一种生活准则，而不是思想原则和政治标准。所以，在政治上，林语堂反对“中庸”，主张明确的参与意识和政治倾向性。中庸的生活态度既包括努力工作尽情享受，又包括文人的做人与做文并重。二是讲究幽默、闲适和趣味，从而使生活富有活力与意义。三是非常看重审美世界和人生，即用美的心灵与情怀去看取世界万物和人生世相。 二 林语堂的人生哲学是很有特点的。以往，我们较少对林语堂的人生哲学作出全面、系统而深入的把握，甚至缺乏用文化的眼光审视林语堂人生哲学的复杂性、深刻性以及价值意义和不足，即使论及多为简略的、微观的，甚至是片面的，带有较强的政治性、社会性和主观随意性。显然对林语堂的人生哲学的价值做一分析是不无意义的。 林语堂的人生哲学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尤其在阶级斗争相对弱化的时期更是如此。首先，林语堂的人生哲学偏于追寻人的本体意义。与诸多人生哲学不同，林语堂的人生哲学以“人”为中心，尤其注重从人本体的角度理解、体会“人”的生存境遇和生存方式。一是享受生活、人生的观念。林语堂可能是在西方国家居住、生活时间最长的中国现代作家，他对西方社会、思想、文化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因之，对以西方文化为车头的近代社会文化，林语堂深怀忧虑。在肯定其物质文明的迅猛发展之时，对其深刻地异化“人”、“人性”，林语堂非常担心。林语堂把近代社会比成一艘鬼船，大多数水手及乘客都被另一实际问题所困扰，即他们是从哪里来，最后又将在何处登陆？林语堂对此忧心如焚：“我觉得近代世界及当代的历史都好像是在做一种不知何往的冒险，因此，如果我们肯问自己——‘我们现在去哪里呢？’就是得救的第一征兆。”〔10〕正是站在这样的视点，林语堂对近现代的哲学、文化发生怀疑，认为它们离人生愈来愈远，它们越来越沉迷于概念、学理、逻辑的层次上，从而使哲学、文化失去了简明、清晰、实用的智慧特长，甚至连真理也被弄得越来越含糊、玄虚。其实，真正的真理、哲学应该是澄明的，是使人豁然开朗、茅塞顿开的。林语堂把视野从遥远回视自身，回视人本身，尤其回视人的日常生活、人生状态、生活方式等问题。林语堂热切地呼吁人们要好好享受人生，认为这才是人生的最终目的，这才是紧紧把握了人的本质，而其他任何活动都是手段，都是为“人”能够从物质和精神上获得快乐的手段。应该承认，以往我们的哲学、文化尤其是中国现代以来的哲学文化思想有一种倾向，即对“享受”的忽视、批评和罪感。比如鲁迅，他的一生可用“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和血”来概括。可以说，每一个读鲁迅的人都会为他伟大的人格、精神所感动。但换个角度，鲁迅的一生又是不注重“享受”，不注重生活，有时还有点“自虐”心理。鲁迅一生的确吃的是“草”，林语堂曾回忆鲁迅在厦门大学时说：“吾尝见鲁迅开罐头在水酒炉上以火腿煮水度日”〔11〕，可见其生活之简单、凑和；鲁迅常常因为游玩而后悔，每当游玩归来，他总感到有罪似的；鲁迅对自己的身体也不太爱惜，他身患肺病等多种疾病，医生嘱他要戒掉烟酒，鲁迅不但不听，反而常常纵酒、纵烟。鲁迅身患多种重病，仅活了五十四岁。去世前约半年时，体重仅有三十七公斤。应该说，从思想上看，鲁迅是深刻的、伟大的，但从生活和人生态度上看，鲁迅明显有他的不足。他较少享受到生活的快乐、舒适与甜蜜，不要说优悠闲暇、游戏玩耍，就是衣、食、住、行、性等人生最直接的部分，鲁迅也未能充分地享受过（鲁迅独身长达二十多年）。当然，这里的原因很多，但其中重要的原因即是鲁迅对生活、人生和生命健康的忽视。列夫·托尔斯泰认为：“游戏也是好的，如果这游戏不是下流的，而是诚实的，不使人痛苦的。”〔12〕罗素也说，明智地利用闲暇，是文明和教育的产物。“没有相当大量的闲暇，一个人就和许多最美好的事物绝缘。”〔13〕显然林语堂认识到人的生活、人生、生命本身的重要性，认识到在有生之年享受快乐的重要性。在林语堂看来，一个人倘若未能充分地享受人生的诸多欢乐，那么他的人生是不健全的，也是残缺的。因此，林语堂的人生观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意义。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有人用封、资、修来概括林语堂“享受人生”的人生观。如近期有人在论及林语堂的一篇文章中，由林语堂引发出他的结论：“由此，我想到两件事，其一是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的士大夫气味不可不涤荡”，“生活的艺术”也是一种“安乐死”，“切莫不经意将此类东西当成至宝，乃至选为立足点以创建全人类的新文化”〔14〕。看来，林语堂六十年前倡导的“享受人生”，注重人的本源的人生观直到今日也未走进人们的心灵，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我们当然不主张只图享受尤其只重物质享受的生活方式，我们也不主张只会工作尤其“拼命”工作的人生态度，林语堂倡导的“努力工作，尽情享受”还是很有启发意义的。二是以个体为本位的人生观。马克思主义认为，个体是群体的基础，没有个体那群体也就不可能存在，没有富有个性的个体也就不可能有富有个性的群体。另一方面，任何个体又不能脱离群体单独存在，个体的发展解放还必须依赖群体的发展解放。所以，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是辩证的，不可分割的。然而，事实上，人们在处理“个体”与“集体”关系时，往往很难把握二者的关系，不要说那些非马克思主义者，即使那些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如此。人们极容易犯这样的错误：过分注重集体与群体，而忽视甚至损害个体。比如巴金，他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往往把“个体”看成次要的。他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着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爱慕，更多的欢乐，更多的眼泪，比我们维持自己的生存所需要的多得多。所以，我们必须把它们分散给别人，并不贪图一点报酬……在众人的幸福里谋个人的快乐。在大众的解放中求个人的自由。”〔15〕巴金还反复引用居友的语录：“个人的生命应该为着他人放散，在必要的时候还应该为着他人放弃。”鲁迅也有着较强烈的牺牲精神，他的理想即是“肩起时代的闸门让年轻人过去”。鲁迅对自己的忽视和某些“自虐”性质，都说明“个体”是极易被忽视的。更有甚者，有的人以“集体”为名而行损“个体”为实，甚至为实现自己的某种野心而假借“集体”的名义，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即是如此。神父史兴善认为：“个人依附于集体，而集体又屈服于传统……这就使一个传统社会的个体成员不可能接受任何新鲜事物。”〔16〕正是基于“集体”对“个体”的过分干预，林语堂主张首先要使每个个体成为独立的“存在”，然后才能谈论集体，而集体的目的是为了个体的幸福，为了个体更好地“存在”。任何社会、文化违反了这一规律那就不能算是好的文化。在保证个体的“自我”、“自由”的同时，个体才能将自己与人类联系起来，才能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以及人类的命运相联系。当然，林语堂并不是一概而论说“个体”绝对不能为群体作出牺牲，必要时甚至可以牺牲生命。如《风声鹤唳》中的老彭、丹妮就是倾尽家财为抗战服务，木兰长女阿满也死于请愿，林语堂还高度赞扬献出年轻生命的刘和珍、杨德群的价值意义。只是林语堂认为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牺牲生命才算合理，而一旦以集体之名任意牺牲个体那将是与人生、文明、文化本意相去甚远了。三是人格的道德修养。一般说来，社会越发展，文明越进化，人的品质与修养也应越趋完善，然而，事实却远非如此。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日益完善，人们的精神却危机四伏，人与人之间的纯朴、真诚、善意越来越少，人们也越来越忽视道德修养。难怪有人呼吁说，工业和后工业社会文化所带来的是人的异化日趋严重，人的道德观念日趋淡薄，人日趋“非人”。面对这样的文化情境，林语堂呼吁要回到人的本源，注重人的日常生活和人生本相，尤其要注重基本的做人规则。林语堂认为现代文化的最大弊端是离人生太远，不注重做人的基本原则。谈到中国教育之恶，林语堂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