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是伟大的政治家，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70年前——1927年4月28日以年仅28 岁的年轻生命实践着自己的革命理想，用鲜血浇灌着播散在中国大地上的共产主义的种籽。 70年来，人们多从革命先驱、思想先驱与青年导师的角度缅怀、纪念李大钊；文学史与各种版本的高校文学史作品选，基本不提李大钊。其实李大钊在文学革命初期，对文学事业的贡献是不应磨灭的，不论是文学理论还是文学创作，都起着开创者的先驱作用，为新文学的诞生筚路蓝缕、披荆斩棘。 一、李大钊的文学观 李大钊学的是政法专业，曾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攻读六年，于1914年春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正如他的《狱中自述》所言，是“有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而选择学科、从事斗争的。但李大钊认为文学与政治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他在注视政治时亦未放过对文学的关注。在他的文集中有两篇专门阐述文学的论著：1918年写的《俄罗斯文学与革命》及1919年12月8 日写的《什么是新文学》。他重视文学内容，公开提出仅是“用白话作的文章，算不得新文学；刚是介绍点新学说、新事实，叙述点新人物，罗列点新名辞，也算不得新文学。”肯定俄罗斯文学是从社会作用着眼，认为它与南欧各国文学最大不同是“视文学为社会的纲条，为解决可厌的生活问题之方法，故文学之于俄国社会，乃为社会的沉夜黑暗中之一线光辉，为自由之警钟，为革命之先声。”这是李大钊一以贯之的思想。早在1913年4月介绍明末学者朱舜水的文章中， 即引朱的话说：“所贵乎儒者，修身之谓也。身既修矣，必博学以实之。学既博矣，必作文以明之。不读书，则不能作文，不能作文，虽学富五车，忠如比干，孝如奇伯、曾参，亦冥冥没没而已，故作文为第二义。”同年11月在《言治》上发表了用文言写的《文豪》，开头就强调了文学（文章）的作用力量：“洒一滴墨，使天地改观，山河易色者，文豪之本领也。”“文字感化之伟，充其量可从化魔于道，化俗于雅，化厉于和，化凄切为幽闲，化狞恶为壮伟。三寸毛锥力能造光明世界于人生厄运之中。”认为“文学本质，在写现代生活之思想”，要以“全副血泪，倾注墨池，启发众生之天良，觉醒众生之忏悔。”要让人读后有满腔热泪的反响，从而达到救人救世之作用。1923年4 月他在上海复旦大学演讲时还是强调“文学可以发扬民族和社会的感情”。“文学教我们发扬蹈历。”也许正因此，他短暂繁忙的一生基本未脱离文学。或直接或间接地关注着文学，思考参与着文学。他不断地倡导健康的、矫正不良的文学现象，如对北京广德楼演出《自由宝鉴》的批评。 他还一直重视编纂刊物——宣传主张的阵地。1913年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时，就主持了《言治》月刊的编辑工作。1914年在日本参与章士钊创办《甲寅月刊》。1916年8月创办并主编《晨钟报》， 接着与白坚武等合办了不定期刊物《宪法公言》。1917年又参与了在北京复刊的《甲寅日刊》。1918年底与陈独秀等在北京创办了影响很大的《每周评论》。1919年参与《少年中国》月刊的诞生，与面向大众的通俗刊物《新生活》的编辑。更有大家皆知的轮流编辑《新青年》。 总起来说，李大钊的文学现可以概括为： 1.重视文学的作用。认为文学可以救国救民，与民族兴亡相关联，特别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提倡撰文者自觉的承担起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他的文章目的性明显。 2.倡导文学写实。主张关心国家命运，反映社会生活，抒写人民疾苦。他歌唱青春，赞美青年，鼓励进取向上。无论中外古今，凡前进的力量他都支持。如宣传西方穷苦无名者经过刻苦奋斗而成为世界名报人事迹，赞扬俄国平民诗人涅克拉索夫被民众热爱情况等。 3.强调真情，提倡美文。认为“文学可以启发我们感情”。“千古之文章，千古文人之血泪也。”他写了文情并茂的美文：1918年4 月刊于《新青年》的《今》曾被誉为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美文。1917年初他在《甲寅日刊》上提出：“甲寅欲成其自身之美以固阅者之爱也”，“欲以其身之美，感化国人，使之益昭其美而交相爱也”。——以上三点是李大钊文学观的基本点，在革命文学先驱者中有普遍意义。鲁迅弃医从文，不就是认为当时的第一要义是改变人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1〕吗？陈独秀倡导文学革命， 不正是从文学的作用着眼吗？胡适、周作人等提倡文学改良，高喊人的文学，其终极目标也是人的觉醒。李大钊的文学观除这时代共性外，还有独特外： 第一，大文学观念。他对文学的看法是基于古今中西文化观念比较后而产生的，视野宽阔，高层建瓴，给人以君临文学之感。1917年初在《宪法公言》上发表了对比新旧文化矛盾的《矛盾生活与二重负担》，从日常生活现实谈起，然后归结东西文明、新旧文明的矛盾，提出改进社会的意见。1918年7 月在《言治》上发表洋洋万言的专题研究《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尖锐提出“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并追本溯源从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太阳照射影响以及历史发展诸因素，分衣食住行与思想、伦理，道德，哲学宗教，政治诸方面逐次比较，并联系其他国家情况，针对中国实际分析利弊，最后强调“愚确信东西文明调和之大业，必至二种文明本身各有彻底之觉悟，而以异派之所长补本身之所短，世界新文明始有焕扬光采，发育完成之一日。”对古今文化也如是比较研究，在他的文集中题目同为《今与古》的就有两篇。从革命家角度，他的出发点是颂扬“崇今派”，举大量例证详细分析阐述。曾说：“今古的激战，于文学（特别是诗歌）为最烈，又最易引起公众热烈的兴趣。”李大钊以其渊博的知识为底蕴，努力梳理东西古今文化交汇之河，企图寻找出结合点。他既有别于五四时期全盘西化的虚无主义主张，又与守旧思想截然不同。如1917年在《甲寅日刊》上发的短文《真理（二）》明确地说：“孔子之道有几分合于此真理，我则取之；否者，斥之。释迦之说有几分合于此真理者，我则取之；否者，斥之。耶稣之教有几分合于此真理者，我则取之；否者，斥之。乃至各宗各派，吾人对之罔不若是，”他甚至引戏谑之语，说孔子等不过是牛肉、鸡肉虾蟹等，求自我发展，不能不兼收罢了。他头脑清醒，在打倒孔家店的呼声中，他的主张已包孕了拿来主义的文化观。而比大家公认的1934年6月鲁迅发表的《拿来主义》早了十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