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彻底反传统的主潮中，郭沫若反道而行，明确张扬起尊孔崇儒的旗帜，其原因何在？近年来一些学人从郭沫若的家庭影响、幼学熏陶，直至他步入“五四”文坛时的生活历程中进行了探究和解答。我在拙作《鲁迅郭沫若与中国传统文化》一书中，也依此思路并以鲁迅为参照归纳了五个方面原因：其一是家庭环境不一样。其二是留学日本时的遭遇不一样。其三是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必要性的具体感受不一样。其四是对于中国社会现实状况及其发展的认识程度不一样。其五是所受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和治学道路不一样〔1〕。 但这些还都是外在的搜寻和探究，其内在原因是什么呢？我在拙作中也曾说到，郭沫若在“五四”时期即尊孔崇儒，对中国传统文化感情至深，纵观其一生思想多所变化，而尊孔崇儒却执而不弃，这并非其好独树一帜的习性所然，而是融汇着他经过深沉思考的对于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追求，但文中对这个论题并没有充分展开讨论。本文即就此进一步做一些说明和探讨。 郭沫若并非一味维护中国传统文化，他也猛烈地抨击过旧的传统文化，但他所抨击的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制度文化和以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为核心的伦理观念文化，他认为这是汉武帝以后历代封建统治者和业儒们为了封建专制主义的需要歪曲了儒家文化。他说：“汉以后君国专制，对于古代思想凡有不合于专制政体者，概加湮灭。学者又无创造之才能，非曲解古籍以谄媚朝政，则撰述伪书以紊乱古学。政学朋比为奸，自由独创之天才遂永无发现之时期；而我自由独创之传统精神遂永遭埋没于后儒训诂伪托之下而泯其真相。”〔2〕 郭沫若确认的“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的真相是什么呢？那就是先秦孔孟、宋儒王阳明和老庄哲学中以“天人合一”为基础的形上哲学及其所推衍出的一些观念。 郭沫若对中国传统“天人合一”形上哲学的体认发生于偶然的契机。1915年郭沫若在日本求学时，由于躐等躁进，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悲观痛苦至极，常想自杀，由于“精神修养的必要的呼声”，他买了一部《王文成公全集》，每日早晚静坐三十分钟，每日必读《王文成公全集》十页，如此以为常，不仅在身体上获得了显著的功效，而且使他“彻悟了一个奇异的世界”，顿悟了中国儒道哲学的“道”和“化”，并因此由王阳明导引到庄子、老子，导引到孔门哲学，导引到印度哲学，导引到近世初欧洲大陆布鲁诺、斯宾诺莎等哲学家，于是他“发现了一个八面玲珑的形而上的庄严世界”。这就是一种“天地万物一体之仁”，超越有限，达到无限，超越自我，达到永恒的“境界”——“天人合一”的“境界”〔3〕。 郭沫若就是“在这样的动机，这样的状态之下”和王阳明相结合的，也就是说是在“这种状态下”体悟了中国传统哲学形而上的“天人合一”境界的。他说：“我是以彻底的同情去求身心的受用”，与哲学史家的客观分析不同〔4〕。是的，对于形而上的精神世界追寻， 需要更多的是身心的体悟而不是理性的思辨。郭沫若的这种体悟是极为深切的，不仅表现在郭沫若早期的诗歌创作中，即在后来他创作的《屈原》和《高渐离》，以及许多文学、史学论文中仍然如血如肉地存活着。且看历史剧《高渐离》第四幕，在寒冷的冬夜，高渐离和怀贞夫人围坐在火炉旁，高渐离想到明天赏雪会在御前击筑谋杀秦始皇时，兴奋不已，他向怀贞夫人倾吐心境的描绘： 我从前所达不到的境地，现在是达到了。一击起筑来，我自己就好象融化了一样。音乐和我，打成了一片。我随着竹尺的上下，音波的抑扬，我和大宇宙的生命完全化为了一体。我从前有过一种想法，我以为大宇宙的生命就是音乐。它是无差别的，无形相的，无内外的，一片生动的流，然而又是极有条理，极有秩序，极有抑扬顿挫的、和谐的海。我不是在一切的外边，我是在一切的内边。这境地，从前我尽力的追求，总追求不到。现在呢？我无心追求，却自然而然地显现了。啊，那里有光，是一片的明光，没有丝毫的黑暗，没有丝毫的丑恶。那里有温暖，有一片的清凉，没有丝毫的炎热，没有丝毫的焦躁，也没有丝毫的寒冷。那里是关切幼儿的慈母的心，慈母的眼睛，慈母的智慧。……啊，真的，那就是爱，那就是天地的心，那就是人的本性！ 在这个境地里，我和音乐和宇宙，合而为一，浑然一体，无差别、无形相、无内外，这心物为一、天地一体的境地，就是天地的心，就是人的本性！如果对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形而上哲学的真谛没有至真至切的体悟，能够描绘出这种超然物我的玄妙境地么？很多哲人说过，音乐是使人能够从经验世界中提升出来获得超越的艺术之极至。孔子是很重视音乐的功能的，郭沫若称他是精通音乐的伟大音乐家，盛赞他闻音乐而三月不知肉味的忘我状态，对音乐超人的敏感性与理解力。郭沫若虽然青年时即两耳重听，但我想他对音乐一定有很高的修养。 正是由于这种对中国传统“天人合一”形上哲学的真切的体悟和深挚的情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彻底反传统的声浪中，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成员，并以自己划时代的新诗《女神》显示了这一运动业绩的郭沫若却唱出了反调。他赞颂“雄浑的鸡鸣之后，革命思想家老子便如太阳一般升出。他把三代的迷信思想全盘破坏，极端咒诅他律的伦理说，把人格神的观念连根都拔出来，而代之以‘道’之观念。”这“道“，“先天地而混然存在，目不能见，耳不能闻，超越一切的感觉而绝去名言，如‘无’，而实非真无。这‘道”便是宇宙之实在。宇宙万有的生灭，皆是‘道’的作用之表现”。他认为：孔子“与老子一样，认形而上的实在为‘道’，而使与‘易’之观念相等了。‘易’与‘道’在他是本体之不同的两个假名。他的本体观与老子不同之点是：1， 在老子眼中是无目的与机械底本体，在他是以‘善’为进化之目的。2， 老子否定了神的观念，他认本体即神。”他认为孔子是一个泛神论者，“孔子这种思想是很美的”，因此他坦率而执拗地宣告：“我们崇拜孔子。说我们时代错误的人们，那也由他们罢，我们还是崇拜孔子”〔5 〕。从而，他对孔子的“圆满人格”，以及从“天人合一”的形上哲学所推衍出来的“仁”的学说、“礼”的观念、“内圣外王”的思想，都极为推崇。不仅如此，他对“由‘小一’说以达到天地一体观”，虽然与道家之“道”，儒家之“天”的出发点完全相异，但与“天地一体”，“万物与我为一”的结论相同的惠施也给予了充分肯定〔6〕。 他之憎“墨”、摈“法”，也正是因其与儒、道学说之相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