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文学的诞生与成长是与欧风美雨的吹拂浸润密切相关的，其中基督教文化对中国新文学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无论是文学研究会的许地山、冰心、庐隐，还是创造社的郁达夫、郭沫若、张资平，他们的创作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其中郭沫若的创作中常呈现出独特的基督教色彩，虽然他的创作不像许地山那样努力描写充满基督之爱的苦难历程，不像冰心那样执意叙述洋溢着基督的博爱、宽恕的爱的哲学，但在他创作的艺术构思、忏悔模式、典故运用中，都可看到基督教文化对郭沫若创作的影响。 一 作为创造社主要发起者之一的郭沫若，他的思想主张也常常影响着这个社团。创造社社员大约也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启迪。郭沫若曾在《创造季刊》的发刊词《创造者》中全力赞咏创造者，他礼赞“作《神曲》的但丁”、“作《失乐园》的米尔顿”、“作《浮士德悲剧》的歌德”，他幻想着“首出的人神”、“开辟天地的盘古”，并将他们称作“本体就是他，上帝就是他”。此中虽然溢出浓郁的泛神论的色彩，但其中也可见基督教文化的痕迹。在《创造周报》发刊词《创造工程之第七日》中，郭沫若在历数了“上帝，你最初的创造者”六天的创造业绩后，却谴责上帝第七天“便突然贪起懒来”， 责怪上帝创造的“我们人类未免太粗滥了”，并宣告：“上帝，我们是不甘于这样缺陷充满的人生，我们要重新创造我们的自我。我们自我创造的工程，便从你贪懒好闲的第七天起。”虽然其中有着对上帝的不恭之词，但创造社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启迪是肯定的。郁达夫在《创造日宣言》中也说：“不过我们不要想不劳而获，我们不要把伊甸园内天帝吩咐我们的话忘了。我们要用汗水去换生命的日粮，以眼泪来和葡萄的美酒。我们要存谦虚的心，任艰难之事。我们正在拭目待后来的替民众以圣灵施洗的人，我们正预备着为他缚鞋洗足。”郭沫若在《创造十年续编》中忆及创造社的刊物《洪水》的命名时说：“上帝要用洪水来洗涤人间的罪恶，《圣经》上有这种意思，这便是那心裁的母胎了。”创造社所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启迪与影响从中亦可见一斑。 郭沫若接受基督教的影响并不像许地山、冰心等有着皈依的背景、较长的历史，他接触基督教文化主要由于三个方面：他从《新旧约全书》中、从基督徒的夫人处、从富有基督精神的外国作家作品里受到基督教文化的濡染。他忆及最初在日本的留学生活时曾说：“民国五六年的时候，正是我最彷徨不定而且最危险的时候。有时候想去自杀，有时候又想去当和尚。每天只把庄子和王阳明和《新旧约全书》当做日课诵读，清早和晚上又要静坐。我时常问我自己：还是肯定我一切的本能来执著这个世界？还是否定我一切的本能去追求那个世界？”〔1 〕将《新旧约全书》当作日课诵读的郭沫若，他对《圣经》的内容十分熟悉的缘由大概也在于此了。1916年8 月郭沫若去东京的圣路加医院为病逝的朋友陈龙骥料理后事，与在此院中当护士的佐藤富子结识，两人很快“相与认作兄妹”，相识到相恋。佐藤富子“她是日本人。她的父亲是位牧师。她在美国人的Mission Shool（意即传道事业学校）毕了业后， 她便立定志愿想牺牲了她的一生，在慈善事业上去。她便弃了她的家庭，由仙台逃到东京，在京桥区的圣路加病院……充了一名看护妇。 ”〔2〕在后来成为其妻子安娜的佐藤富子处，郭沫若得到了基督教的濡染。诺依（Roy ）在《郭沫若的早年岁月》一文中指出：“……佐藤富子的理想主义和对宗教的笃信颖悟对郭沫若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郭沫若曾在1916年11月给她的信中宣称自己要皈依基督教。虽然无法确知郭沫若自认基督徒有多长时间，但他随后的作品还是显示出他对新、旧约的熟稔。”〔3〕从郭沫若许多自叙传的作品中常常可见其信教夫人的身影，郭沫若从其信教的夫人安娜处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是无疑的。郭沫若的创作受到过许多外国作家的影响，泰戈尔、梅特林克、但丁、哥德、莎士比亚、卢梭等人的创作，都是郭沫若所喜爱并深受启迪的。人们常常将基督教视为理解西方文学的一把钥匙，作为西方文化主要内容的基督教文化，经过历史的积淀，已渗透于产生西方作家的那片土壤之中，基督教的思想观念、故事传说，《圣经》的故事、典故、艺术手法、叙事方式等都对西方作家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郭沫若说“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英文诗，那时是把我迷着了。我在他的诗里面陶醉过两三年。”〔4〕泰戈尔的宗教观以热爱生命热爱人生的“爱”为核心，1922 年瞿世英指出：“泰戈尔是以伟大的人格濡浸在印度精神里面，尽力的表现东方思想；同时却受了西方的基督教的精神的感动。于是印度文明之火炬，加了时代精神之油，照耀起来，便成了他的思想。”〔5 〕泰戈尔的诗文中浸润着基督的爱的宗教，这使早期的郭沫若深受影响，他将泰戈尔的学说称为“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6〕。 郭沫若说初到日本时期“偶而也和比利时的梅特灵克的作品接近过，我在英文中读过他的《青鸟》和《唐太儿之死》”〔7〕。 有人认为：“《青鸟》这本剧本虽然表现他对于寻觅真理的态度，也可以说他彻悟真理后心境的描写和记录。但其中有许多部分与宗教有关系，梅氏之所谓真理，或者是基督教之所谓真理吧？”〔8 〕郭沫若也从梅特灵克的创作中感染了基督教思想。郭沫若对但丁的创作十分喜爱，他多次推崇但丁。被恩格斯誉为“中世纪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9〕的但丁，他的《神曲》“很久以来就是一切西方国家每天的精神食粮”〔10〕。《神曲》运用基督教神话传说素材，表达作者所追求的纯洁的基督教理想。郭沫若的《漂流三部曲》模仿了《神曲》的构思。郭沫若翻译过歌德的《浮士德》，他的创作也曾从“泰戈尔式”而转入“哥德式”的了。歌德的宗教境界、泛神思想、主情主义等，都使郭沫若“有种种共鸣之点”。〔11〕莎士比亚专家威尔逊·奈特认为：“基督精神自始至终贯穿着莎氏的作品。”“莎士比亚笔下的英雄每一个都是小型的基督。”〔12〕郭沫若翻译了莎士比亚的作品，从中也受到启迪与影响。被歌德誉为开始了一个时代的卢梭“在一个颇具智慧和笃信宗教的牧师家里愉快地长大成人”，他是位基督徒。〔13〕卢梭的《忏悔录》以忏悔的形式赤裸裸地坦露他的思想感情。这种宗教式的忏悔方式也被郭沫若借鉴作为他创作的一种形式。郭沫若从众多外国作家的创作中，加深了对基督教文化的接触和了解。 受到泛神论影响的郭沫若，他对宗教显然没有许地山、冰心那样深入和执著，他虽然较多地接触、了解了基督教文化，但他对基督教仍然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并持批判的态度。在郭沫若的自叙传小说《双簧》中，以第一人称的反讽语调透露了作家对基督教的态度。作品描写在1926年北伐军攻破武昌城时，“我”代理邓演达去汉口的青年会作演讲。司会者以烦琐的基督教仪式开始了会议，唱赞美歌、作祈祷、致开会辞，“司会者以十足的基督教意识径直把我当成了一匹赎罪的羔羊拉到这样庄严的基督教祭坛来做燔祭”。“我”在作了革命的仪式后：“我说，我自己是深能了解基督耶酥和他的教义的人。《新旧约全书》我都是读过的，而且有一个时期很喜欢读，自己几乎到了要决心去受洗礼的程度。但我后来为什么没有受洗礼呢？是因为我恍悟到了我们中国人没有再受洗礼的必要。自从鸦片战争以来的我们中国人，自生下地来，已经便是基督教徒，而且一辈子都是实行着基督教义的。譬如，基督说，你要爱你的邻人，甚至爱你的敌人。有人要剥你的外衣，你索性便奉送你的内衣。有人要打你的右脸，你索性更让他打你的左脸。这些爱的教义，我们中国人一直不假言说地是实行着的。”“我”以中国人对入侵者的割地赔款证明其所说的观点，以反讽的口吻针砭了中国政府的腐败，也嘲讽了基督教教义的不适时宜，从中亦可见郭沫若对基督教的态度。在小说《一只手》中，郭沫若借一位瞎眼老人的口，抨击了基督教的虚伪：“他们还说什么天，还说什么上帝，这只是有钱人的守护神，有钱人的看家狗，说更切实些就好像有人的田地里面的稻草人。他把地狱的刑罚来恫吓你，使你不要去干犯有钱人的财；他把天堂的快乐来诳惑你，使你安心做有钱人的牛马。好，别人要打你的左颊，你把右颊也拿给他打；别人要剥你的外衣，你把衬衫也脱给他；资本家要叫你每天做十二点钟的工，你率性给他做二十四点，你这样就可以进天国，你的财产是积蓄在天国里面的。”作家在此指出了基督教的维护富人的利益、损害穷人的利益的真相，“损不足以奉有余”。郭沫若对基督教的批判在此也可见一斑。 郭沫若虽然能站在怀疑批判的立场上对待基督教，但他并未将基督教文化完全否定和抛弃，他曾多次推崇基督的钉十字架的精神。1924年他在《孤鸿》一文中就表达了这种思想。他由看了《往何处去》的电影中的情节而生感慨。“感动我的不是奈罗的骄奢，不是罗马城的焚烧，不是培茁龙纽斯的享乐的死，是使徒比得逃出罗马城，在路上遇着耶酥幻影的时候，那幻影对他说的一句话。……他在路上遇见了耶酥的影子向他走来，他跪在地下问道：——主哟！你要往何处去？——耶酥答应他说：你既要背弃罗马的兄弟们逃亡，我只好再去上一次十字架了！”郭沫若说：“……这句话真是把我灵魂的最深处都摇动了呀！……我那时恨不得回到你住的那Golgatha山，我还要陪你再钉一次十字架。”基督的钉十字架的精神感染了郭沫若。因而他在1925年写的《〈文艺论集〉序》中说：“……在大众未得发展其个性，未得生活于自由之时，少数先觉者无宁牺牲自己的个性，牺牲自己的自由，为大众人请命，以争回大众人的个性与自由！”这种为了大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显然带着基督钉十字架的牺牲色彩，此中或许也可窥见郭沫若对基督教义的接受。1944年郭沫若在《如何研究诗歌与文艺》一文中指出：“希腊的叙事诗和剧诗，希伯莱的《旧约》，印度的史诗和寓言，中国的《国风》和《楚辞》，永远会是世界文学的宝库，原因大概是那些作品最贴切到了文学的本质。”郭沫若肯定了基督教文化作为世界文学宝库的主要部分的伟大价值和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