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双百”方针指引下，五十年代末出现的一批爱情题材的作品，可谓是十七年文学发展中的可贵收获。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较为深刻地昭示了时代精神的一个方面，同时也浸透着那个时代的种种印迹。在那个充满着对伟大革命胜利的无限胜誉感，对新中国无限热恋、对未来光明前途狂热幻想的年代里，文学负载着沉重的时代责任，具有着更多的教育认识作用。对生活的正面歌赞和对阴暗面的无情鞭挞成为文学创作的两个侧重内容。然而由于受到狂热激进社会浪潮的冲击，左倾社会思潮开始在文学创作中表露出来，创作的浮脱、游离开始显示出那个岁月及其之后近二十年文学创作的弊端。对社会生活现象反映的直接和浅薄，使创作中的理性因质逐渐排斥了作家创作情感的自然抒发。文学创作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对生活反映的失真，作品具有太多浪漫幻想色彩；二是对生活反映的直接和浅显使文学作品丧失了深刻性和全面性。这两种倾向的产生和存在都缘因于文学与时代关系的失调，文学提负了过重的时代重担，其载道的作用被我们赋予了太多的希望。同时，这种创作倾向的产生亦有其历史的缘源，从抗战文学到解放区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对文学的作用，做了简单化的认识，做了一种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历史性选择。这一选择更多地忽略了文学的艺术作用、娱乐作用。虽然一些民间艺术和俗文学同样是在“双百”方针指引下迅速成长起来，并具有较高的娱乐性，但它几乎成为文学适应时代发展所做的宣传工具和手段，成为推进广大民众奋起前进主题单薄划一的表现形式，这些作品如实说是没有伟大的时代意义和深刻现实意义的。顺序着这种文学传统的在五十年代末崭露头角的一批年轻作家，无论在创作思想上，还是在创作形式上都自然地打上了那时代和历史延续的印迹。这其中，邓友梅的小说《在悬崖上》较好地体现出这一现象。 作者在就这篇小说创作的动机和目的《致读者和批评家》一文中说：“有好久了，我想写一篇反映夫妻生活的道德观念、思想品质等方面的矛盾冲突的作品。”通过作品，我们可以公正地说作者的创作意图基本上得到实现，小说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确实是较为深刻的，从中我们能够了解那个时代人们的爱情观念、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但作家创作意图的实现不能成为评判其创作优劣的唯一标准，更何况象邓友梅这些作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社会思潮的影响，其创作思想必然带有某种时代局限性。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今天对作者创作意图的认识与理解有可能做到更全面、深刻。邓友梅这篇短篇小说的创作带有时代性的劝善惩恶的功利目的，从作者的创作随记中可以看出，作者创作的道德观念和伦理意识是以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为基础的，同时又是现阶段社会观念的反映，尊从传统美德和对社会主义新文明的赞颂成为那个时代人们思想、行动的出发点，各种社会思潮皆以丧失了理性狂热的人们的非自主意识为社会心理基础。作者本人也很难超越时代的樊篱，其创作思想的偏向性便是一证。传统伦理道德的紧筘和时代左倾思潮的影响，使作者自身的爱情观很难达到科学的高度，也很难使其对他所接触到的人们的夫妻道德观念有全面而超然的认识，这便是作品创作思想倾向性形成的主要原因。下面就从分析具体作品来说明： 一、自误的悲剧 本小说的主人翁“技术员”作为一名刚从高等学府毕业进入复杂社会的大学生，不但开始了人生的征途，同时也扬起了爱情的风帆。团支书（后来的妻子）对他的帮助，便他第一次感到了社会大家庭的温暖，她的音容笑貌给了他“极深的印象”，团支书高尚的革命情操和朴实的工作、生活作风，使他“不知怎么一来”“就爱上了她”。但这种爱包蕴着更多更复杂的因素。他的这种以对团支书作为那个时代英雄完整人格的崇拜为基础，同时又杂糅着某些对母性依恋情感的爱是那个时代爱情观的某种时代性反映，带有强烈的时代色彩。然而，主人翁的这种爱情又在某种程度上压抑着其人性的自然发展，他们结了婚，并且感情愈日剧增。妻子给予丈夫更多的是社会知识、政治思想教育，是变异理性的倾注，而很少感情上的抚慰。从作品中，可以看出作者对“妻子”潜意识性爱表露的描写是尴尬有戒、心有疑虑的，但又表现出一种趋同感，这在当时而言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多少给当时“无情的文学”带来一片生机，其他作品象《红豆》《达吉和他的父亲》《关连长》《洼地上的‘战役’》等作品都表现出创作的某种突破、进取，表现出作家创作主体意识的张扬。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受到左倾思潮的严重影响，爱情文学不但从此没有得到健康发展，而且在十年文革文学中，居然变得谈爱色变，完全变成了无情无趣的文学样模。象《在崖悬上》中的情爱自然表露的描写情节荡然无存，情爱描写被紧涨的理性所淹没，作品中男女授受不亲，人物没有家庭、没有社会关系，只是变成了政治符号的化身，象江水英等一类人物形象。对此我们除考查其形成的社会原因外，更重要的是应该看到作家本人自审意识的欠缺。缺少对艺术的执着追求，缺少对个人、社会、民族的审视，这正是我们伟大民族所缺少的意识存在。作家主观思想倾向性对这种创作倾向的形成和延续，起着一定的内在决定性。“妻子”这一凝聚着强烈时代精神的时代骄子，她自身也并非不想与自己的爱人建立平等、自然、充满感情的夫妻关系，她所处的地位、氛围在那个时代已经约束住了她的天真、导致了其人性单向、片面的发展与稳定，并使其对丈夫的爱恋做出相应的自然回报，而丈夫在压抑之下，与加丽亚艳合，便是人性自我发展的必然要求，是自然而可理解的，这是“妻子”的爱情悲剧。记得有位爱情专家曾经说过，狭义上讲，爱情也可以说是一种占有，不仅要占有对方的肉体，而且更要占有对方的心。从这种理论出发，我们可以说妻子并没有占有丈夫的内心世界，她对丈夫的爱也许是真正意义上的爱情，只是不能或没有得到充分的表白与泄露。当代哲人赵鑫珊在其《科学、哲学、艺术断想》一书中曾指出：“真正的情爱基础是相互崇拜，崇拜自己身心所欠缺的东西”。“妻子”对小说主人翁的崇拜是真诚的，但那是单方面且未得到对方回敬的盲目崇拜；而主人翁对妻子的崇拜是一时的，带有某种虚幻的理想色彩。她爱丈夫正象丈夫爱着加丽亚，都是一种单相思。从作品的后面可以看出，妻子始终没有放弃对丈夫的爱情追求，去追回那曾闪现出爱情光芒的心灵。当她看到真的要失去丈夫时，痛苦的心情令她难以忍受。在她身上所潜伏的传统伦理观念和其自身主体中所承受的那种异化了的理性思维限制了她奋力追求的勇气，在爱情危机关头，而显得无能、麻木、委缩。这一点不但他本人未曾意识到，而且作者邓友梅亦未能明辨是非，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一个自误的时代悲剧。那个时代虔诚的信仰，终于导致了不少生活、社会、时代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