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创作与翻译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离开了“五四”文学革命以来有关外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的研究，也就不能充分地阐明新文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巴金曾经说过，“在中国，我属于这样一种作家，即从事翻译和创作的一种作家”〔1〕。 他还并列地称自己为“文学工作者和文学翻译工作者”〔2〕，即一身二任， 兼搞创作与翻译。可以明确地说，在现代中外文化撞击和交流日益频繁的大背景下，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的工作贯穿巴金的整个文学道路，成为他的文学活动极为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忽视这一确凿的客观事实，也就不能准确、完整地认识巴金，并对他的思想、品格的形成及其在创作上取得的重大成就作出科学的分析。而从宏观上探讨巴金与外国文学的整体关系，他所受外国文学的影响及其所作出的带有创造性的扬弃，也就不能不以他对外国文学的自觉接受和随之而来的有选择的翻译和介绍作为研究的起点。 一 “人类社会的历史，事实上不存在其个别部分之间缺乏相互影响而绝对孤立的社会文化（因而也是文学的）发展的例子。越是文明的人民，与别国人民之间的联系和互相影响就越活跃”〔3〕。在现代中国， 几乎没有一位在创作上取得卓越成就的作家不曾在继承本民族优秀文学传统的同时也学习和借鉴过外国文学。巴金对外国文学的接受和他所进行的译介工作曾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持续过程。而他通过持久的勤奋、刻苦的学习，先后熟练地掌握了英、法、德、俄、日等多种外语以及世界语（这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间是不多见的），又为他接受和译介外国文学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等新文学大师一样，巴金最初还是潜移默化地受到民族、民间文学的薰陶，由此而形成的深厚的民族文化修养成为他接受外来影响的重要基础和前提。稍后，他饶有兴趣地阅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说部丛书》（其中包括大仲马、司各特、狄更斯等作家的名著，译者主要是林纾等人）。1920年他考进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后，在教师的指导下，直接攻读英国、美国的文学原著，如狄更斯的长篇小说《大卫·科波菲尔》、《双城记》、司蒂文森的小说《宝岛》、华盛顿·欧文的散文《随笔集》等作品。这些外国文学原著和上面提到的《说部丛书》进一步打开了他的眼界，使他看到了外面五光十色的世界，接触了各种生活，理解了各样人物，并领略了新的艺术表现手法，为他迎接新的思想和新的文化活动准备了条件。 巴金更大量接触外国文学作品是在以北京为中心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开展之后。当时各种宣传新文化的报刊、书籍有如汹涌的潮水一样，流进了原先古老、闭塞的四川盆地。刚刚从自身的生活感受中直觉地树立了朴素的“爱”（爱被侮辱被损害者）和“恨”（恨不公道、不合理的事情）的观念的巴金，“面对着一个崭新的世界”，“也就敞开胸膛尽量吸收”，“只要是新的、进步的东西”（即具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思想内容的）他都爱〔4〕，都感到兴趣。 他对外国文学的选择和吸收最初也正是从这一标准出发的。这时他对外国文学的接触范围也较前扩大了。除了原先的英、美文学外，他还阅读了不少生活环境较为接近的俄国以及东北欧的文学作品，如屠格涅夫、托尔斯泰、迦尔洵的小说、易卜生的剧作等等。这里特别应该提到两本外国小册子的译作对他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一本是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号召青年到民间去，积极参与社会斗争，改变私有制社会的政论《告少年》，它诱发了巴金进一步阅读无政府主义理论著作的强烈兴趣；另一本是波兰作家廖·坑夫的描写俄国虚无党人进行反对沙皇反动统治斗争的剧本《夜未央》，它引导巴金日后大量阅读俄国民粹党人撰写的传记、回忆录和作品。 巴金于1927—1928年在法国留学和回国后从事进步文化活动的过程中，更广泛地涉猎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除了俄国文学以外，自启蒙主义运动以来取得了巨大成就的近代法国文学也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虽然他没有直接翻译过法国文学作品，但从总体上说，“法国、法国的历史和文学对于他来说比英美文学更有意义”〔5〕。 这尤其体现在他的思想和创作上。还可以说，世界文学史上各个时期所产生的属于全人类的经典性名著他大都阅读过了，并从中吸取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和丰富的艺术养料。由于他将个人的文学活动与“救人、救世”的远大目标紧密地联系起来，高度重视文学的政治思想方面的价值，在外国文学中他最为赞赏那些在深刻地揭露社会黑暗面的同时还能生动地反映社会变革的作品，如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前夜》、《处女地》，左拉的《萌芽》，米尔波的《工女马德兰》……，其中并非都是世界文学名著。而有的著名作家的作品（如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反对庸俗的短篇小说）则因生活经历的局限等多方面的原因，一时不能理解，最初尚未能自觉地接受它们。巴金早期所确立的对无政府共产主义理想的信仰和一度以从事社会活动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责，在他对外国文学的接受上也打下了烙印，这具体体现在他对俄国民粹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也包括某些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作家）撰写的传记和作品的偏爱。当然，巴金的“人类爱”思想基础又使他对外国文学的接受具有较大的宽泛性。凡是反对邪恶，伸张正义的作品他都予以肯定，不管它们是属于哪一文学流派的。如他对美文家王尔德的童话就曾反复阅读。而巴金真挚、炽热的感情，长于感受和体验的精神气质和个性，又使他特别喜爱外国文学中那些探索生活的意义、以作家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描写基础、洋溢着真情实感的作品。 二 巴金接受外国文学的范围是极其广泛的，而他所翻译的仅是他接触和阅读的外国文学的一小部分，这些作品大都是他情有独钟的。 巴金练习翻译是在他接触外国文学时就开始的。他译的第一篇作品是俄国作家迦尔洵的《信号》（原译《旗号》，选自英译本《俄罗斯短篇小说集》）。这篇短篇小说并没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它体现了只有“善”和“爱”才能把灵魂从罪孽中拯救出来的人道主义思想，巴金读后深受感动才动笔翻译。小说中的故事曾长久留存他的脑子里，《灭亡》曾引用《信号》里人物的对话，他以后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也有不少与人道主义相关联。 1927至1928年巴金在法国留学期间，由于当时热心社会运动，在翻译方面也就不是以文学作品而是以理论著作为主。此时他以主要精力译了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等书。此外，他还译了他曾称之为“先生”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凡宰特的《无产者生活故事》。而他在文学方面仅译了一些短篇作品，如司特普尼亚克的《三十九号》、廖·坑夫的《薇娜》、蒲列鲁克尔的《为了知识与自由的缘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