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中期，鲁迅翻译了大量的苏联文学作品和评论文章，如雅各武莱夫的《十月》、法捷耶夫的《毁灭》、班台莱耶夫的《表》、淑雪兼珂（今译左琴科）的《贵家妇女》、《波兰姑娘》，卢那卡尔斯基的《艺术论》、《文艺与批评》，布哈林的《苏维埃联邦从maxim Gorky期待着什么》等。1933年1月，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了苏联小说集《竖琴》，内收作品10篇，其中有7篇为鲁迅所译， 涉及的作家有札弥亚丁、伦支、斐定、雅各武莱夫、理定、左祝黎、英培尔。同年3月，良友又推出第二本苏联小说集《一天的工作》，9篇小说中有8篇为鲁迅翻译，介绍的作家有毕力涅克、绥甫林娜、略悉珂、 聂维洛夫、玛拉式庚、孚尔玛诺夫（今译富曼诺夫）、唆罗珂夫（今译肖洛霍夫）、班非诺夫等。鲁迅还翻译了日本学者的一些论著，如黑田辰男的《关于绥蒙诺夫及其代表作“饥饿”》，尾濑敬止的《作为批评家的卢那卡尔斯基》、上田进的《苏联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藏原外村编辑的《苏联的文艺政策》（苏共中央关于对文艺的党的政策讨论会记录）。对其他翻译家译介苏联文学的工作，鲁迅也予以热情鼓励和支持。 从20年代中期起，鲁迅还编辑了多种译文丛书出版，其中苏联文学的数量最多。1924年北新书局出版的《未名丛刊》尚以俄国文学为主，苏联文学只有六、七种。1929年朝花社出版的《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苏联文学的种数已超过俄国文学。第一集《奇剑及其他》收苏联小说4篇，俄国小说1篇；第二集《在沙漠上》收苏联小说3篇， 俄国作品未选入。同年光华书局和水沫书店联合出版的《科学的艺术论丛书》，收书14册，苏联论著就占了12册。1930年上半年，上海神州国光社约请鲁迅编一套新俄文艺丛书。鲁迅应约拟定了10种书目，定名《现代文艺丛书》，出版4种后，因国民党政府的干预而停刊。 有的译本后由其他出版社刊行。这10种作品基本上都是20年代苏联文坛上的重要小说和剧本，如《铁流》、《毁灭》、《静静的顿河》、《铁甲列车》、《叛乱》、《被解放的堂吉诃德》、《浮士德与城》、《十月》等。以后鲁迅又编过《文艺连丛》等，其中也不乏苏联文学作品。 苏联作家中，鲁迅最为推崇的是高尔基。高尔基的小说清末就已传入中国，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不很有人很注意的。即使偶然有一两篇翻译，也不过因为他所描写的人物来得特别，但总不觉得有什么大意思”。原因是什么呢？那就是因为高尔基“是‘底层’的代表者，是无产阶级的作家。对于他的作品，中国的旧的知识阶级不能共鸣，正是当然的事。”[1]当中国文坛还不曾注意高尔基的时候， 鲁迅便已发现了这位作家的价值。1926年，他撰文推荐高尔基的《争自由的波浪》。1928年，翻译升曙梦和布哈林论高尔基的文章。1930年8月， 编辑出版《戈理基文录》（1932年再版时改名《高尔基文集》），内收《戈理基自传》等9篇文章，分别由柔石、沈端先、亦还、雪峰等译。1932年， 为高尔基《一月九日》译本作“小引”，并与茅盾等合著《高尔基的四十年创作生活——我们的庆祝》。1934年，翻译高尔基小说《恶魔》。次年又译出高尔基的《俄罗斯的童话》。这几年，鲁迅还积极介绍瞿秋白翻译的几种高尔基著作出版。 鲁迅对高尔基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1925年，鲁迅在《论“他妈的！”》一文中，曾提及高尔基“所写的小说中多无赖汉”，提法就欠妥贴，缺乏必要的分析。第二年写《争自由的波浪·小引》，说高尔基“笔下的人生也还活跃着，但大半也都要成为流水账薄。”这样的评价也是不够准确的。其后几年，鲁迅阅读了许多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著作和苏联文学作品，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对高尔基的认识便日趋深刻。1933年，他为《一月九日》中译本作序，称译介高尔基等苏联作家的作品“有极大的意义”。当鲁迅看到韬奋编辑的《高尔基》的出书广告时，即写信表示：“这实在是给中国青年的很好的赠品”[2]。1934年，高尔基的名著《母亲》中译本出版。鲁迅认为：“《母亲》一出版，革命者就说是一部‘最合时的书’。而且不但在那时，还在现在。我想，尤其是在中国的现在和未来”。因为小说让人们“看见了黑暗的政治和奋斗的大众”[3]。对《俄罗斯的童话》， 鲁迅也盛赞：“短短的十六篇，用漫画的笔法，写出了老俄国人的生态和病情，但又不只写出了老俄国人，所以这作品是世界的；就是我们中国人看起来，也往往会觉得他好象讲着周围的人物，或者简直自己的顶门上给扎了一大针”[4]。1935年8月，鲁迅在致萧军的信中写道：“至于高尔基，那是伟大的，我看无人可比”。临终前不久，他还热烈颂扬高尔基是“战斗的作家”，“生受崇敬，死备哀荣”，“他的一身，就是大众的一体，喜怒哀乐，无不相通。”[5] 鲁迅对苏联文学的论述，散见在大量的文章和书信中，这里既有对作家作品的具体评析，又有精辟的总体评价。那么，鲁迅是怎样看待苏联文学的呢？首先，鲁迅认为苏联作家真实地再现了苏联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1932年，鲁迅在《祝中俄文字之交》一文中写道：“苏联文学在我们这里却已有了里培进斯基的《一周间》，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法捷耶夫的《毁灭》，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此外中篇短篇，还多得很。凡这些，都在御用文人的明枪暗箭之中，大踏步跨到读者大众的怀里去，给一一知道了变革，战斗，建设的辛苦和成功”。这些作品，“和我们的世界更接近”，因而受到广大中国读者的欢迎。对一些重要作品，鲁迅还作了具体分析。他称《铁流》“是划一时代的纪念碑底的作品”[6]； 说《士敏土》展现了苏维埃工业“从寂灭中而复兴”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小说“还展开着别样的历史——人类心理的一切秩序的蜕变的历史”，使“人类的智慧和感情”，在“火焰辉煌了工厂的昏暗的窗玻璃”的同时，也“一同辉煌起来”，小说不愧是“新俄文学的永久的碑碣”[7]。 这些作品无疑给予中国人民极大的鼓舞，使人民看到了翻身解放的美好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