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次作代会后的1997年，长篇儿童小说创作中相继出现的四种文学景况，给儿童文学界带来了新的灵动与气息，在构筑新的文学气象的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新的审美思考，对这些文学景况，我们做如下扫描： 第一，一些在儿童文学创作研究领域中有所收获的作家，推出了自己的第一个长篇儿童小说——现实生活的动人之处，是辩证的光辉与诗意的美丽；典型环境中人物形象的优美，是性格的真实与心灵的深刻。 因为现实生活永远像春天一样灿烂，所以，现实主义美学原则必将不断地培育出崭新的艺术花朵。在我们有限的阅读中，继秦文君的《男生贾里》之后，朱效文的《青春的螺旋》（少年儿童出版社）是一部激动人心的作品，典型环境中的人物性格所含纳的艺术韵味与审美内涵，标示着现实主义的一种艺术力量。作家对于题材的深层次解读，对人物关系的对比与互动的设置，对情节所包孕的诗情的开掘，架构出作品结构的整体美，使文本语境流淌出一种清新的韵致。作家注重主要人物性格的刻画，对构成人物性格历史的情节的审美透视达到了艺术真实的层面，比如砸伤凌霄之后不断推进的情节，在人物关系、情感力度的传递与把握上显示出审美的品位。在时代精神的烛照下，凌霄的性格在多个侧面的状描中达到完整，在幻想与现实的撞击中诗意地成长为跨世纪新人。 梅子涵以女儿为原型编述的《女儿的故事》（少年儿童出版社），是一部具有审美特征的作品。作品的主人公梅思繁，虽然不是虚拟的典型化人物，但她具有艺术的真实，她生活的空间不是单一的而是一种多重的组合。当作家想以文字的形式保留下女儿童年的真实时，就会自然地摈弃概念化和非理性的东西，也就必然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审视点，在学校、家庭、社会关系的构筑中凸现女儿成长的真实，实现如黑格尔所说的——人的完整的个性。作品中的梅思繁也许并不是时代新人的典型，但她确实是具有艺术韵味的“这一个”。《女儿的故事》在叙事语态上是有特点的。简约的白描，叙事话语在重复推进中的节奏，人称之间的转换，显示了对事物具有空间感的把握，这是出于作家心灵的真实，其审美指向是走进和谐。 黄蓓佳在《我要做好孩子》（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中，成功地刻写了一个具有审美价值的当代母亲形象卉紫，她的浮躁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女儿金铃面临着升初中的严重课题。在卉紫看来，考不上重点中学就考不上大学就失去未来。她的这种心灵状貌，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我们的教育应由应试转变为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上大学不应成为唯一定向。因此，渴望女儿成材的心态，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当代父母对商品经济发自心灵深处的恐惧，是生存意义上的现实需求而不是理想的光辉。当她的愿望与女儿的现况冲突时，心灵恐惧就以不同的浮躁形态表现出来。对儿童作为一个成长着的个体，卉紫没有科学认知。儿童的一些小毛病，要靠因势利导和个体的成长来克服；要想缩短这一过程，只能像作品中的孙奶奶那样在相互信任中取消代沟，给孩子一个宽松自由的环境舒展童心。当女儿遇到困难时，卉紫怀着对女儿的爱给女儿加压，致使女儿在不同境遇中说谎。作为卉紫性格表征的浮躁，是变革中的现实关系的真实摹写和典型环境中展示的艺术真实，是一种美的形态。 在解析上述作品时，我们发现文本中有的人物的命运流程及其表现形态，还缺少统一的审美观照；有些事件的状写不够简洁，还有打眼的可删节的枝蔓；在源于生活、高于生活、集中概括的典型化过程中，情节与情节还没有构架出应有的诗意与灵运，对艺术语境的营造是一种消解。 第二，一些从事成人文学创作的作家加盟儿童文学，推出了他们的第一部长篇儿童小说——现实的深刻变革，拓展了作家的心灵视野，作家心灵中的诗意形象是现实的赋予；奉献给孩子们的，无论是一份幻想般明丽的少年岁月，还是一份现实般迷人的命运轨迹，都是来自生活的诗与歌。 毕淑敏的《雪山的少女们》（明天出版社）描写了西藏阿里高原上一群年轻的女兵，作品中的“我”、河莲、果平、小如、小鹿构织出一组当代共和国女兵的群体雕像。对冰川拉练、雪野露宿、以及最后送别战友等典型环境中细节真实的状写，在人物关系结构中昭示出来的性格内蕴，艺术地传达了凝聚着民族精神与时代内涵的革命乐观主义，形象地抒写了壮丽的理想所焕发出来的精神力量，作品为青少年朋友展现了一个没有被金钱污染的圣洁的精神家园，这对于青少年心灵的丰富与充实，对于理想人格的构架与塑造，有着积极的审美意义。 张炜的《远河远山》（明天出版社）给读者的审美感觉是沉重压抑的，主人公“我”的性格塑造丰富而凝重。“我”的沉默不语，是不能与外部世界交流而转向内心，与自我心灵对话形式是找到任何纸片就写。当母亲病故、被继父撞残的永立自杀后，“我”离家出走——这是一种性格的能动指向和对既定生活秩序的否定，开始了不断地寻找写的人，在山区平原，在城郊省城，实际上在寻找心灵相通的人，也是在寻找与外部世界的对话过程中确立自我价值，展示“我”心中的善以及对美好的追求，认定生命形式是写作。在经历了一个个生与死的搏击、有认识价值的事物在现实重压下不断的粉碎中，“我”的人生结局既悲怆又幸运。这部作品不是理想主义的颂歌，却歌唱着心灵中对美好的向往与探求的艰难，它艺术韵味的深长，带给我们一个心灵中有亮色的独特少年形象以及一份沉重的思考。 王安忆的《一个故事的三种讲法》（明天出版社）从三个审美切入点叙述故事，显示出结构意识的力度。这样的叙事样态，对青少年阅读定势也许是一种具有审美价值的打破。作家对朦胧而又真实、动人而又痛苦的女孩情感历程的状描，具有真切逼真的艺术感染力。有些情节，比如资本家几房妻妾在文革中的尔虞我诈，人物关系的构成、场景的转换、矛盾冲突的操练，显示了作家的艺术直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