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的一生与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十分重视文化和文化运动，从青少年时代起便立下“以文化救中国”（《饿乡纪程·四》）的愿，认为“只有真正有实力的‘文化运动’”，“真实能做改造社会——创立新社会——的第一步”（《文化运动——新社会》）。从苏俄回国后，瞿秋白写过一批文化问题的论文，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这样，在瞿秋白的杂文尤其是早期杂文里也就显现了较为丰富的文化思想。 一 在所谓西学东渐史上，如何对待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及其两者的关系，常常成为一个人文化观的重要内容。 在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化论坛上，继清末民初的中学西学之争，出现过又一场旷日持久的东西文化之争。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陈独秀等在《新青年》上高度评价和颂扬西方文化，激烈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号召向西方学习。他们从社会进化的纵向比较上将东西文化判为不同时代的产物，认为东方文化还是古代文化，西方文化才是真正先进的近世文化，中国文化落后了整整一个时代，因而主张以新破旧，以西方的“新法子”代替中国的“旧法子”。另一阵营以《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笔名伧文）等为主力，俨然与《新青年》分庭抗礼。他们从社会进化的横向上，将中西文化看成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独立的区域性文化体系，“西洋社会为动的社会。我国社会为静的社会。由动的社会，发生动的文明；由静的社会发生静的文明”〔1〕。在中西文化的优劣取舍上， 认为两者各有其价值，可以调和互补而又“不可不以静为基础”〔2〕。 新文化运动另一主将李大钊的观点较为平正而少偏颇，他将纵横两种指向结合起来考察中西文化。一方面他对东西文明进行纵向比较，指出西洋文明较之东洋文明“实居优越之域”，因而主张学习西方，尖锐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劣根性。另一方面他与杜亚泉一样，也将东西文明从横向上归结为“动”“静”文明，认为“东洋文化主静，西洋文明主动”，它们是“世界进步的两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因而也主张调和互补。但“东西文明调和之基础”，“在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这又是与杜论同中有异之处。第三，他还指出：“由今言之，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俄罗斯之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3〕。 关于创立第三种文明的观点，同样为开拓了文化新视野之后的杜亚泉所崇奉。 化费如许笔墨来勾勒五四文化论争的背景，是因为瞿秋白的早期杂文尤其是《赤都心史》里的几篇广义杂文所反映的文化思想，与之有着深刻的联系。在杂文里，瞿秋白不可能对东西文化在学理上作出详尽的评述比较，而《赤都心史》的任务，还在作者自身心史变迁的记录；但是，我们还是不难发现，青年瞿秋白是在认真阅读和全面综合分析前人论述的基础上，才得以形成并发表自己某些结论性见解的。他的见解精神，还显示出与李大钊基本思路的内在一致性。 瞿秋白既不同意“东方派”的狭隘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也不同意“西方派”的全盘西化倾向。他指出：“盲目固执—民族的文化性，不善融洽适应，自疲其个性，为陈死的旧时代而牺牲”是不足取的；“汩没民族的个性，戕贼他的个我，去附庸所谓‘新派’”也是“无知”的表现。“新文化的基础，本为联合历史上相对待的而现今时代之初又相辅助的两种文化：东方与西方。”但无论东方文化或西方文化都有危害的病状，一病资产阶级的市侩主义，一病“东方式”的死寂。因而都要受到时代的检验，都要有所扬弃。（《赤都心史·“我”》）在《红萝卜》里，瞿秋白还指出：“对于……一切封建余孽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应当要暴露，攻击……这是文化革命的许多重要任务之中的一个。在这个意义上说，五四运动的确有‘没有完成的事业’，要在新的基础上去继续去彻底的完成。” 基于这样的观点，瞿秋白在《猪八戒——东西文化与梁漱溟及吴稚晖》里，既批判了东方文化派代表人物之一梁漱溟的观点，又批判了西化派成员吴稚晖的论调。吴稚晖在《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中一会儿又鼓吹“真善美是没有的，……不如反到漆黑一团，……也就看不见伪丑恶”。一会儿又鼓吹“真善美是有的”，不过那仿佛是一盘任人随意变动的棋局，既虚无玩世，又自相矛盾。梁漱溟则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宣称中国文化“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鼓吹“不向前不向后”，“一切容让忍耐敷衍”的“路向”，并认为西方文化发展的结果必然要走向中国文化的路向上去。两人殊途同归，都宣扬了消极谬误的文化观念，都有批判廓清的必要。《猪八戒》的构思是意味深长的，它印证了东西文化都有病症的观点，并告诫人们对待东西文化之争不应以派别门户定是非。 瞿秋白主张无论对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要有所分析，有所取舍，都要批判地继承。对西方文化的吸取应是有选择的吸取，对东方文化的批判应是有鉴别的剔除。东西文化的联合互补是一种批判性的文化综合与再造，目的是要建立全新的第三种文化。所以，瞿秋白的态度十分明朗：既不做旧时代的孝子顺孙，又不为现代“文明”所恶化，而要“成一人类新文化的胚胎”，“编入世界的文化运动先锋队”，“开全人类文化的新道路”（《赤都心史·“我”》）。三个多月后，瞿秋白进一步阐述了这个“新文化”“新道路”的阶级内涵：“无产阶级为自己利益，亦即为人类文化担负历史的使命。凡在现实世界中，为现实所要求以达这‘新’使命的，则社会意识的表示都不推辞：代表此一阶级的利益，保持发展人类文化。”他满怀信心地宣告：“资产阶级文化已经破产。……亟起直追！”（《赤都心史·新的现实》）10年之后，他又把“正在日落西山”的资本主义文明与苏联“热烈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建设”放在一起对比，说“只有劳动国家是繁荣的。世界上其余一切的国家都是恐慌的。”（《青年的九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