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来，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剧烈变化的转型期中，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市场经济以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改变了生活的面貌。面对新的时代格局，文学产生的新的变化与分化也十分引人注目。这些年来，各种文学形式在轮番风光一度之后都出现了新的走向。从思想内涵和境界追求来看，我们发现，小说似乎有几分妥协了，不少作品好像是表现了对普通人的热情，但骨子里有一种对市民生活方式及心态的妥协，诗歌似乎要归隐了，为数不少的诗人只是吟啸陶醉在狭小的精神世界，疏离了广大读者；而戏剧则显得疲倦了，在各种消费文化的搏斗中和在各种框式的规范下，长时期地默默无言。倒是在每一时代观念大变化中异常活跃的散文，以其伸缩自如的形式，以其贴近生活和心灵的内涵，以超常的热情与执着，在相当广阔的领域，凭着它不断创造、不断创新的成果，迎来了自己的繁荣。散文，当然是散文创作的骨骼与主流，以自己的思想穿透力与艺术感染力赢得了前所未有的文坛地位，并为当今亟待振奋的思想文化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文学归位、文学萧条、文学在变“小”的议论、感叹中，散文却赢得了巨大的生存空间。这一次散文繁荣的明显特点是，它是在与广大读者一起进行不懈的人格追求中实现的，是转型期我们民族的灵魂重铸给了散文发展和繁荣的条件。应该说，当代散文的人格追求从一开始就是非常清醒非常执着的。 就在散文创作锲而不舍而又持之以恒的追求中，一种适应转型期需要、适合我们民族现代化需要的人格新形象被勾勒得越来越清楚了。从许多作家的散文作品中，我们似乎看到一个巨大的日渐清晰的新人的身影，他有尊严，有信念，有激情，有理性，执着，坦诚，宽容，并且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处境和前进方向。虽然散文在创作实践上的表现是十分活跃而又丰富多彩的。但是，我们可以说，转型期散文繁荣的根本性动力是理性的苏醒与追求。多种形式、多种风格的散文作品融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博大而又充实的精神，塑造出一个丰满生动而又充满理性的“人”的形象。 一 转型期散文人格追求的第一个内容是追求人的自觉，正如有位学者曾经说过：“文学，在其最高意义上，是人对自我的一种把握。”这种自觉表现为以一种新的理性来对待人，尊重人，同情人。 虽然建国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曾经为国家的独立而欢欣鼓舞，曾为获得人的自由尊严而高兴自豪。但是后来情况起了变化，随着左倾思潮的泛起并汹涌，整个社会气氛和人们的精神受到压抑，思想受到愚弄，一次又一次“触及灵魂”的政治运动钝化了人们的感情，窒息了人们的良知，自危、自保、自欺成了相当普遍的一种心态。这股左倾思潮在精神上对我们的社会肌体和民族精神造成了很大腐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的社会转型改变了这一局面。但是面对着生产方式的变化，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式的变化，人们又困惑了，他们有许多答案需要寻求，有许多情绪需要表达。他们要求认清自己所处的时代历史环境，要求知道为什么走过的路如此曲折，而前进的目标与方向在哪里。这种主体意识的觉醒，正是一种生长中的新理性。 还在80年代初，当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都在大量地回忆苦难、展示伤痕、鞭挞丑恶时（这当然是正确的、必须的），作为散文作家的巴金老人却开始了更深一层的探索——拷问灵魂。他以自己的《随想录》发出一声声震聋发聩的呐喊，其中有不少入木三分、痛快淋漓的社会批判之作，也有不少情真意挚、意境深远的怀人念旧之作，但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且和当时其它许多作品迥然相异的是他的那些自我剖析、自我拷问的篇章。在这些作品中他反复地拷问自己，拷问人们，我们为什么会容忍文革浩劫的发生，我们对这场浩劫担负何种责任？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使这种浩劫不可能再发生？可以说，这几乎是最早的对我们民族性格进行重建的清醒呼唤。《随想录》是巴金老人经过文革风暴的灵魂洗礼之后写下的对社会、对生活、对人生的忏悔录、沉思录、启示录。一部大书，是对巴金自己，是对整个的中国知识分子，也是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无情拷问。正是这种发自内心的追寻与拷问，为巴金，也为中国知识分子塑造出一个与过往大不相同的人格形象，同时也充分表现出面对新的历史时期的国民重铸民族灵魂、重建民族性格的热切愿望。这一突破可以说为当今散文的繁荣鸣响了一声礼炮。它提供的营养和启示将贯穿整个转型期。 进入90年代，出现了数量相当多的文化散文、学者散文。这些散文以当代的社会生活和传统历史文化为对象，从人格重铸和文明建设的角度深入思考与剖析，给读者以巨大的震动，余秋雨散文的受欢迎就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现象。他以自己充满个性的散文成了一代人理性觉醒的代言人。他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中的作品，紧紧围绕着一个主题：反思民族历史文化，呼唤建设现代文明。他曾经很自觉地谈及自己作品的追求“至少有一个最原始的主题：什么是蒙昧和野蛮，什么是它们的对手——文明？每一次搏斗，文明都未必战胜，因此我们要远远近近为它呼喊几声。”他写《白莲词》，写万千年中人与兽的惨烈搏斗，“终于，有一次，在血肉堆中第一个晃晃悠悠站起来的，是人而不是兽。人类就此完成了一次占有。”这是对人类发展史的一次回望。这一描绘极具象征性，人类是在人性与兽性的搏斗中成长的，蒙昧——野蛮——文明是人类发展的历程。他写《莫高窟》，也是一种对历史的追怀，“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他是在为我们当今民族精神的健康生长寻找一种历史的渊源，传统的滋养。正如克罗齐所说：“显而易见，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才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因此这种过去的事实只要和现在生活的兴趣打成一片，它就不是针对一种过去的兴趣而是针对一种现在的兴趣的。”他写海南岛，写出一种人类寻常生态的基元性和恒久性；他写天一阁，写出中华文化代代承传的坚韧与顽强。总之，他的散文总离不开历史文化反思，拥抱现代文明。这成了他散文创作的永恒主题，也成了他人生追求的不解情结。他曾经非常清醒地说：“我是个文化人，我生命的主干属于文化，我活在世上的一项重要使命是接受文化和传递文化。”“教学，说到底，是人类的精神和生命在一种文明层面上的代代递交。”从这一点上来看，余秋雨散文畅销的意义不可小视，它或者是我们这个转型期社会人格理想正趋成熟的一个信号。当然，余秋雨并非一只寂寞的孤雁，许多作家如王蒙、张承志、宗璞、周国平、韩少功、马丽华等和他一起排出了一个壮观的雁陈，一起朝着理性的太阳飞翔。转型期的散文创作充满了鲜明的当代意识，充分地表现了“人对自己在客观世界中位置的自觉程度”，也充分表现了这一阶段“人不断解放自身的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