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与广西的仁人志士结下不解之缘。广西人天生具有激进的革命素质，只要想一想太平天国起义，一举攻到天津卫，国民革命军由白崇禧率先头部队直抵山海关，就可想广西人的勇猛。除了广西人，谁能把侠义与奸滑，旷达与精明，同仇敌忾与四分五裂，肝胆相照与尔虞我诈结合得如此天衣无缝呢？这就是广西人：纯粹、丰富、血性，广西不出好作家、不出好作品那就奇怪了。然而，广西就这样在奇怪与不奇怪之间，在中国文坛的中心与边缘游走了几十年。地域的限制，广西有不少好作家被中心化的宏伟叙事遮蔽了。但现在，广西人又要做点事，这次是限于文学方面：目标不是天津卫，不是山海关，北京不过是轻取的第一块领地而已。广西人做事总是有点魄力，做文学也是如此，眼高手硬，这就是改革开放后的广西人的风格。两年前，广西文学院就搞了签约作家， 令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作协文联相形见绌。 1997年冬，广西召开鬼子、东西、李冯的作品讨论会，俨然是在推出一个文学冲锋队。事实上，这个冲锋队正在冲上九十年代文学的阶段性高地，他们的写作给萎糜困顿的文坛造成有力的冲击。特别是鬼子、东西、李冯这三位，称之为广西三剑客并非夸大其辞，他们的写作显示了当代小说久违的那种直面现实的勇气，一种毫不留情的揭示生活痛楚的笔力，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尽管他们三位的美学观念未必相同，风格各异，但对现实表达的那种直接性是他们的共同特征，从他们的写作中，可以感受到一种直接现实主义的美学力量。 鬼子：藏在阴郁生活背后的冷面杀手 以“鬼子”作为笔名显得十分反常，由此也可见鬼子的非同寻常之处。这个自称有着“地道的广西脸谱”的人，看上去满脸沧桑。熟知鬼子的人都知道这个人的经历很不平凡，这不是指什么轰轰烈烈的业绩，而是指人生活着的那些艰辛与韧性。个人经历对于大多数作家来说，未必有什么直接作用，最多提供一些经验素材。但对于鬼子来说，却很可能造就了他的世界观、致思趋向和美学风格。鬼子的文学之路并不十分平坦，据说早年曾大量写作武打小说，可见他编故事的能力和煽情的功夫都十分出色。我想写过通俗读物没有什么可非议地方，也不必以为生活所迫来作托辞。一个写作的人可以写作多种类型的东西，正如一个工匠可以同时，或前后不同时期干瓦匠和木工一样。但一个写作者不能随时背叛自己的信念，这主要指人不能同时既抨击权势者又阿谀权势者。我想鬼子是一个坚韧的人，这在我和他的有限的接触中就可以迅速领会到。 写过武打小说的经历，使鬼子进入小说非常注重故事和叙述。现在可以见到的鬼子的小说不算十分庞大，但还是可以分出前后期的细微差别，这种差别主要体现在艺术表达的圆熟精湛上。鬼子的写作有着持续的主题，这就是关于困境中的人们如何徒劳地挣扎，并且走向彻底绝望的境地。鬼子令人惊异之处，是他的写作不惜扼杀人们生存的任何希望，他的表现和暴露都不留有余地，冷静得近乎冷酷直面人类生活那些最无望的时刻，这个人堪称得上是藏在阴郁生活背后的冷面杀手。《叙述传说》可以看成鬼子较早有代表性的作品。一篇公然以“叙述”命名的作品当然注重叙述方法，强调叙述，并且在叙述的包裹下塞进苦难、阴谋、悬念、仇杀、残酷、死亡……等等。这篇追踪传说的小说，讲述石匠黄石的奇特经历。这个年代不明朗的故事，关注的是命运对个人的愚弄，这是鬼子小说叙事进展的主要动力装置。作为一个勤劳熟练的石匠，黄石经历一系列的劫难，这个劫难装模作样以一个具有煽情意味的诱惑开始，在鬼子所有的小说中，诱惑快乐总是包含着悲剧的起源。在黄石与药妹的苟且偷欢之后，是药伯老人的神秘兮兮的灾难预言，黄石随之陷入一系列的灾难：姐夫的舅舅遇害，老婆生下怪胎而死去，药妹的再度诱惑使他成为一个廉价劳动力而后再成为无用的男人，他要恢复做人的权力和传宗接代，却必须以杀他的姐姐为代价，其结果是他自己死于非命。这些灾难以莫明其妙的方式连接在一起，它们却又环环相扣，固执地推动黄石的命运走向必然的结局。 当然，生活任何可能性都存在，人的命运可能以任何方式完成它的宿命论的结局。我们无法去追究鬼子把这些不可思议的灾难强加到一个石匠的身上是否合理，我更感兴趣的地方在于，这些灾难是如何以及为什么构成鬼子小说叙事的必要因素的。鬼子的小说叙事对生活的美好事物没有兴趣，对于他来说，只有那些苦难和灾难，只有那些人无法抗拒的东西才构成生活的本质。揭示那些绝对的、生活不可逾越的障碍，是鬼子的持续不断的视点。打碎生活的任何幻想形式，把生活直接撕碎给人看，这就是鬼子的小说叙述获取力量的根基。在这些看上去十分客观的故事里面，其实隐藏着非常主观的视点。然而，绝对的主观——又正如胡塞尔的现象学的“还原”一样——它又是绝对的客观。因为，主观化视点在这里清除掉以往对生活所持的观念化认知图式。对于鬼子来说，生活本来就是由灾难构成的，直接呈现生活破碎的实质和事实，这就是小说叙事的基础。这种直接性，这种直接切入生活的实质的做法，使鬼子揭示了生活前所未有的破损状况，特别是处于生活绝境的人们的生存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