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于“海派”文学的研究，学术界最为关注的无疑是小说。自古以来，人们提起小说往往与闲书相连在一起，因它具有娱乐本性，这恰好与注重娱乐的“海派”文艺相契合，因而也成为“海派”文学的重镇。而散文，从来是以“正宗”文学的姿态，严肃的面孔出现，自然与“海派”文化不相协调。但偏偏又恰逢“海派”文化——这现代社会必然派生物的崛起，因而在文体的固有本性与文化的必然性展开之间的冲突、对流与调和过程，也构成了“海派”散文作为散文现代品貌建构的途径与特色之一。 研究者对“海派”文学概念的界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或许，把它看作新式文人走向商品化写作之途的一群则较为明了简洁。如此界说，自然不能将“鸳鸯蝴蝶派”等通俗作家圈入其内，也不能将寄居于商气十足的上海的所有作家全都囊括，鲁迅、茅盾等作家无论如何也谈不上“海派”。但是，把“海派”文人全视为“上海新文学界的一些败类”〔1〕却是苛刻。如果这样， 那么“海派”就成为商品化文学倾向中媚俗者的代称，显然失去了“海派”特定的宽泛内涵。事实上，当我们将“海派”文学与浓郁的商品化倾向相联系时，不仅针对其根本特征——即鲁迅所说的“没海者近商”，是“商的帮忙”〔2〕， 也着眼于其历史源流。“海派”究竟是由开放社会与商品文化市场的发展促成的。没有近代上海的开埠，没有工商业的快速发达，不可能有文化上的“海派”。清末民初时期，正是海派文化的萌芽与初创期。从“海派”散文角度看，它究竟是梁启超时代“报章文体”的延续。表面上，当时梁启超等人的“报章文体”散文，较多的是鼓吹“改良”与“革命”的严肃一面，但因报纸作为大众化传播媒介的特点，它的文体特征势必更多考虑大众读者的阅读与接受。当然，此处的“大众”读者，与向来所谓的“民众”有所区别，主要是指城市居民，他们卷入都市工商业化的历史进程与生活节奏之中，既须面对日新月异的信息刺激，承受新旧文化变迁的心理调节压力，也须在紧张的工业化节奏之余消闲娱乐，松弛紧张工作与生活引起的身心疲惫与劳顿。随着工商业进程的快速运转，这种单纯适应“大众读者”的报刊杂志与鼓吹“革命”旨在“启蒙”的文化刊物日益分道扬镳，不但专门造就了一批通俗作家，更吸引部分严肃写作者下“海”，“海派”文人至此才异军突起。不过，这已是五四文化运动后期的事了。其中，“语丝社”成员章依萍写作《情书一束》、“创造社”成员张资平等写作俗化文章，堪称典型例子。 二 自“五四”后期开始发达的“海派”散文，是中国现代散文史上一道耀眼的都市风景线。尽管这一“风景”“开放”到四十年代末，但其景观却具有独特的现代意味。它是典型的文学商品化环境中的散文创作。在二十世纪中国，再也没有像那时的散文创作一样，将生产、流通与消费紧密相连，首尾一贯。作家可以为自己的写作专门“开发”一块阵地，自创刊物，自办出版社，自办发行，自我推销。只要所写能为大众接受，所出的杂志与刊物，能立足文化市场。这种空前绝后的机遇造就“海派”散文与众不同的发展历程与形态风貌。严格地说，“海派”散文只是一种文学写作倾向，既非“思潮”，也非“社团”，更非“流派”，甚至也难称得上是一个作家圈子的创作，因而，只能以“现象”名之。大体而言，这一现象经历了三个不同时期。 其一，转型期。这是由原来的“五四”式坚持严肃雅致的作家散文写作分化的结果。“五四”文化启蒙的退潮，文化阵营的分裂，使散文创作也趋向分流。有的开始“方向转换”，日益“左”转，散文创作的文体作风严肃而激烈；有的滞流着“五四”余风，作品虽较雅致，但因常失去文化启蒙时代的“锋芒”，而走进散文领域的“象牙之塔”；还有的既无意激烈鼓动，也无意精致把玩，却以哗众取宠的新奇文风，迎合文化市场追新趋时的行情，既谋利自己，也娱乐他人。章依萍的《情书一束》，有意迎合市民的奇、俗、趣的阅读需求，颇得少男少女们的欢心〔3〕；章克标的《风凉话》， 以半冷半热的反讽口吻调笑人生与社会，那介于幽默与讽刺之间的奇异作用同样吸引好奇的读者；而张资平、周全平、潘汉年、叶灵凤等“创造社”的“遗老遗少”则发表大胆“激进”的恋爱与性学文字，也不乏惊世骇俗的引诱力〔4〕。 他们的文字常见于《幻洲》、《真善美》、《良友（画报）》等杂志上，并初露“海派”锋芒。这已为时人所证实。“五四”后期的周作人就曾以敏锐的嗅觉，察觉到了这一对“京派”散文构成潜在威胁的另一类散文风气，并猛烈加以抨击：“我很喜欢闲话，但是不喜欢上海气的闲话，因为那都是过了度的，也就是俗恶的了……”〔5〕。当时“京派”与“海派”之争的战火尚未燃起，周作人把“海派”散文的特征称之为“过了度”的“上海气”，可谓一针见血之论。 其二，追新期。“海派”散文的发达当在30年代的追新期。谈到“海派”文学的追新期，自然不能不提及施蛰存等主编的《现代》杂志”。但这个杂志重在小说和诗歌，散文成就就相形见绌。与小说不同，“海派”散文的追新表现，却主要集中于《论语》、《人间世》、《宇宙风》、《逸经》、《谈风》等杂志上。林语堂曾说，“论语地盘向来完全公开，所谓‘社’者，全、潘、李、邵、章诸先生共同发起赞助之谓也”〔6〕。邵洵美、章克标及徐訏等“海派”文人参预发起、 编辑及经常撰稿，使“海派”散文创作一时乘“论语”之风也显得别致新颖。如果说林语堂从《语丝》到《论语》的文风转变，一定程度上不能说没有“京派”“海派”化的趋向，那么，“海派”文人加盟《论语》等杂志，则也有“海派”“京派”化的追求。还是鲁迅观察锐利：“当初的京海之争，看作‘龙虎斗’固然是错误，就是认为有一条官商之界也不免欠明白。因为现在已经清清楚楚，到底搬出一碗不过黄鳝田鸡，炒在一起的苏式菜——‘京海杂烩’来了。实例，自然是琐屑的，而且自然也不会有重大的例子。举一点罢。一，是选印明人小品的大权，分给海派来了；……二，是有些新出的刊物，真正老京派打头，真正小海派煞尾了；以前固然也有京派开路的期刊，但那是半京半海派所主持的东西，和纯粹海派自说是自掏腰包来办的出产品颇有区别的。要而言之：今儿和前儿已不一样，京海两派中的一路，做成一碗了。”〔7 〕不过，老京派的名声常常先声夺人，并左右写作风气，因此，《论语》等杂志上的散文小品总被视为“老京派”作风之延续，其中的“小海派”意味却常被人忽略。《论语》上的“幽默风”与《人间世》上的“小品文”风气，多少改变了早期“海派”散文“过了度”的“上海气”，变偏激为适度，变消闲为闲适，变逗趣为幽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