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经济的普遍破产是30年代前期中国社会极为重要的社会现象。它引起小说家们的普遍关注，以致破产题材小说的兴盛成为这个时段的重要创作现象。这类小说的主要特点是从经济—政治角度切入展示社会的破产影像，从经济关系入手描写社会关系的恶化情态，从生存层面起始再现人性的变异程度，从而构成一幅幅整体性的反映30年代中国社会现实的“破产图”。对这部分作品，现代文学界却很少进行整体研究。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第八章单列“农村破产的影像”一节，但并未作全面、深入的分析。本文则想在这方面作一点尝试性研究。为论述方便，笔者把这类破产题材小说简称为“破产小说”。 一 1927—1937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致态势是：初期农村经济有过短暂发展；1927年至1930年间、1936年至1937年间民族资本主义有所发展；而1930年至1935年间则是城乡经济的普遍破产。导致城乡经济普遍破产的原因又有多种：一是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后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二是当时官僚资本已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通过各种手段搜刮民财，钳制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三是1931年至1935年连年的自然灾害，主要是水灾。此外，还有蒋介石打内战筹措大量军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等重要原因。由于这些因素的合力作用，城乡经济的破产成为30年代前期中国社会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从而为破产小说提供了客观的生活摹本。 小说家的审美自觉也促成了破产小说的繁荣。这种审美自觉主要是小说家创作视域和创作视角的变换，即小说家开始意识到用经济视角或经济—政治视角去看取人生，去表现破产现实。从文学流派上看，具有前沿意识的左翼小说家最早意识到文学自身的转型趋势。“左联”1931年11月的决议就主张作家变换文学视域和视角，抛弃“身边琐事”、“革命的兴奋和幻灭”之类的题材而“注意中国现实生活中广大的题材。”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描写农村经济的动摇和变化，描写地主对于农民的剥削及地主阶级的崩溃，描写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和没落，描写工人对于资本家的斗争，描写广大的失业，描写广大的贫民生活，等等。”〔1〕这些观点无疑会影响左翼小说家的题材取向。 而事实上，自觉从经济—政治视角描绘城乡经济破产影像的小说家大多是左翼小说家。从个人方面讲，那些具有丰富的深切的经济生活经验的小说家则较早意识到经济视角的重要性和经济题材的可写性。如当过商店学徒的鲁彦在20年代中期就注意描写滑向破产渊谷的乡村小资产者的命运。吴组缃也力求“从经济上潮流上的变动说明这些人物的变动和整个社会的变动。”〔2〕茅盾更是抱着填补空白的创作动机去描绘30 年代中国社会全幅破产图的。 30年代初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引起左翼作家和其他进步作家的关注，直接引发了他们反映破产现实的创作动机。同时，那种社会学的观察研究分析方法也不知不觉影响了作家的形象思维。像茅盾就认真研究过大论战的材料并对中国社会经济现状进行了分析，从而确定了《子夜》的主题。正是这场大论战直接导致茅盾《子夜》等作品的诞生。茅盾描绘的中国社会的全幅破产图后来又成为左翼作家及其他进步作家创作破产小说的样本。 由于以上原因，破产小说在30年代初兴盛一时。这些小说对中国城乡经济破产影像进行了广阔而繁复的描绘。对农业破产影像的描绘突出了各种天灾人祸。“天”是笼罩农业中国上空的一片阴影，所以这些作品往往铺设一种“水深火热”的背景，如丁玲的《水》、蒋牧良《旱》等。“人祸”既来自租佃制、高利贷和各种苛捐杂税，更来自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它们合伙将中国农民逼进“丰收成灾”的怪圈。写这种奇怪现象的作品屡见不鲜，有《春蚕》（茅盾）、《丰收》（叶紫）、《多收了三五斗》（叶圣陶）、《高定祥》（蒋牧良）等。乡村经济的破产也危及地主阶级的生存，写这种“农村破产的复杂真相”“展示了全幅破产中的农村”〔3〕的代表作是吴组缃的《一千八百担》。 商业破产影像的描绘主要通过写乡镇店铺的倒闭来完成的。这些乡镇店铺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它的兴衰反映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茅盾、吴组缃、鲁彦在创作店铺破产小说方面颇费匠心，《林家铺子》、《天下太平》、《桥上》等作品通过写店铺倒闭既反映出农民购买力的低下，也折射出城市经济破产的阴影。写城市经济破产的有茅盾的《子夜》等作品。所有这些小说真实描绘了中国城乡的破产图景，揭示了中国当时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许多重要问题，成为研究中国经济的重要材料。同时由于这类小说对破产现实作一种形象的整体的呈示，又比单纯的经济研究提供了更丰富更深邃的生活内容。 二 破产小说的创作往往从经济层面切入政治、伦理层面，表现出一种丰厚与深刻。然而，概括起来讲，破产小说大致有两种主题指向：一部分作品侧重写经济破产及其破产根源，显示出一种社会分析、阶级分析深度，从而使主题指向政治；一部分作品侧重写经济破产及其人性变异，显示出一种人性分析、心理分析深度，从而使主题指向伦理。 主题指向政治的破产小说偏重分析破产的社会根源，揭示阶级对立的状态，批判政治、经济体制的落后与腐败。《林家铺子》、《春蚕》、《丰收》等破产小说都体现了这种主题指向。《林家铺子》揭示了林家铺子倒闭的多方面社会原因，但导致林家铺子倒闭的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是国民党官吏们的敲诈勒索和拘押迫害。“丰灾”小说全面探寻造成农民破产的社会根源，但最终发现造成丰收成灾现象的总根源是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国民党统治的腐败，从而将小说主题指向明示出来。事实上，正由于国民党当局统治的腐败无能，日本丝充斥中国市场，才带来“茧贱伤农”的局面；正由于美帝国主义以向国民党政府贷款的方式倾销过剩的美麦等农产品，才导致“谷贱伤农”的惨景。政治指向的破产小说不仅对破产根源作深度的揭示，还试图给人们一种精神指引。所以，民族资本家与买办资本家的较量、工人为反抗资本家而进行的罢工、农民为抵制官府和地主而进行的抗捐抗租等就成为这类破产小说的一种情节走向了。蒋牧良的《高定祥》以主人公的狂怒与出走来反抗；夏征农的《禾场上》让泰生积蓄着愤怒。茅盾和叶紫则常将经济斗争引向政治斗争。茅盾让他笔下的人物经历《春蚕》的打击、《秋收》的绝望而走向《残冬》的反抗；叶紫让他的主人公从《丰收》成灾中迸发出仇恨的《烈火》并奔向雪峰山。这些作品艺术处理上各有特长，主题指向却有一致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