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在赞叹与责骂声的交织中进入中国，近20年来，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研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成就是巨大的，其累累硕果自有一摞摞书卷在，有一篇篇奖掖有加的书评在，这方面只须表态性地投个赞成票，似可不予置喙。不过，如果我们能够以一种相对冷静的、超脱的态度分析一下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研究状况，也很容易发现一些问题，其中包括这样一类带根本性的问题：什么样的小说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最有价值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成就积累到底应以怎样的现象或形态为标志？ 一 许多学者撰著过或者正试图撰写各种类型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就已有的成果而言，他们这方面的研究足以代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种较高水准。但是，大多数的小说史研究者是在被动的意识状态下进入这样的选题的，因而即使是代表其最高成就的成果，离中国现代小说史研究所应该达到而且也可能达到的最高水准还相差甚远。 所谓“被动的意识状态”，是指这样的一种实际情形，即中国大陆的现代小说史研究者在决定展开类似选题研究的时候，常常并不是出于自己对中国现代小说史有了一种成熟的理解，并由此理解形成必欲诉诸学术表述的冲动，而是因为别人选择了这样的题目，自己觉得如果自己来做这样的研究可能会比别人做得更好，于是纷纷“跟进”。 这样的表述虽然有些俏皮，但并不含有贬义。事实也正是如此。最先让中国学者感受到这一选题魅力的，是海外学者夏志清，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被刘绍铭翻译成中文并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大陆之后，有些研究者先是不服，觉得这样的书竟然先由海外学者著出，真是匪夷所思；继而发现这部书确实有真知灼见，而且以十分醒目的位置推出了早已为大陆研究界所遗忘了的张爱玲、钱钟书和沈从文，故而很快承认了它的价值。通过承认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价值，中国现代小说的研究者进一步确认了小说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紧接着的举动便是不甘落后，奋起直追，写出自己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用“奋起”一词表述学术研究确乎有些不伦不类，但可悲的是80年代初期的大陆学界正是这样的情形。当赵遐秋、曾庆瑞大张旗鼓地展开他们气势磅礴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研究时，人们不仅根本不知道写史的人需建立某种史观，更谈不上受某种史观的导引而产生研究和撰著的冲动，而且几乎就是在没有什么明显的学术积累的基础上作了学术垦荒，其结果是轻车简从地于1984年出版了大陆第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凡上、下两卷，计一百一十多万字，比夏志清的专著篇幅长得多。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自己撰写的第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也是那时为止规模最大的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即使当时看来，它问世的价值似乎也就仅此而已。 杨义也是一个“奋起”者，而且这回是单枪匹马；不过当他真正进入中国现代小说的历史世界之后，便在一定程度上放下了“奋起”的架势，做起了踏实、深入的研究，后以顽强的毅力完成了一百五十万字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三卷本。这部小说史首先尽作者所能地发掘了中国现代小说史料的丰富矿藏，而且明显地受夏志清的鼓舞，试图在冷门作家的发掘方面有所作为，于是，作者织成了一张五彩罗网，恨不能将其从各种尘封的小说史料中“临渊”称羡的各类“鱼”都一网打尽，有许多为人闻所未闻的作家确实被他发掘出来，并且尽量给予充分的评价，如华南作家群中的马宁、侣伦，东北作家群中的王秋萤、关沫南等。其次，与赵遐秋等人的史著比较起来，杨义的这部小说史从小说观念系统将由近代到现代的转换辨析得十分清楚。第三，这部小说史以一种高度的自觉，力图始终从小说家群体着手，析示出小说现象整体性的社团流派。他沿用了现代小说研究已有的一些群体概念，如“乡土小说”、“东北作家群”、“解放区作家群”等，也独立发现并命名了一些群体概念，如“四川作家群”、“华南作家群”等。这部著作史料钩沉既多，体例又颇多创新，文笔也相当流畅、优美，故甫一出版，便好评如潮，与前一部出版时的冷清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与此同时，许多研究者已经明显感觉到“奋起”架势的弊端，意识到在当时的条件下，一部小说史单靠一两个人的力量自难免捉襟见肘，须调动集体的智慧，发挥集体的优势，开展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正是出于这种严谨而踏实的考虑，自80年代初期开始，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山东师范大学、山东大学等先后组成了《中国现代小说史》课题组。其中，山东师范大学和山东大学联合编著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最早，南京大学课题组的任务已完成了三分之二，北京大学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体构庞大，但也才出版到第二卷。 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由田仲济、孙昌熙主编，乃是按现代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系列组成全书体例的，分章论述了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农民形象、知识分子形象、市民形象、工人形象等等。这种写法给人的感觉似乎显得简单化了一些，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才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真正写现代小说“史”的开端。无论以前出版的现代小说史其影响如何之大，可它们都没有跳出小说史不过就是小说历史材料的梳理、总结和钩沉的思维框架，而山东版的这部小说史跳脱了这样的思维框架，它开始真正在寻找、理索一条只属于“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史”的线索，而且以简明、清晰的形态出之，这反映了撰著者一种比较明确的史观。这种以人物形象透视为主体的小说史观自然显得简单了一些，但实际上是很有价值的，因为中国现代小说，大多以人物刻画为主，人物形象的把握反映了社会的变迁和作家的情怀，研究透人物的内涵，就无异于把握住了现代小说的症候。更何况，以人物形象系列来组织小说史料，毕竟是一种体例，一种完全符合小说特征的体例，而且是一种还算独特的体例；撰著者始终保持这种体例的同一性，这是当时出版的其它小说史著作所没能做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