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刻意回辟，也许是不经意的淡化，对于创造社“方向转换”这一前后反差极大的文化现象，文学史却很平静地叙述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由一群曾极力标榜“表现自我”，具有唯美倾向的“艺术派”作家首倡，而不是由在文学精神上更贴近革命文学的“人生派”作家提出，无论如何都太有点戏剧性了。所以，终于有人把创造社的“方向转换”称之为“谜”一样的文化现象。考察创造社转向的历史动因，不仅对于全面了解创造社作家所走过的心灵历程，而且对于全面了解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历史性出现，以及“五四”浪漫派文学思想的终始，都会引出一些发人深思的启示。 一 创造社的“方向转换”虽说是被时人称作“剧变”的一桩文学史事件，毕竟也还有它发生、发展的一个过程，而这又涉及创造社活动的历史分期问题。尽管创造社只存在了10年，却并非平铺直叙的10年，而是敷衍了不同色彩的10年，因而人们叙述这段历史时，“便宜”上总要以前、中、后三期或前、后两期予以区分。这种区分，大抵源于郭沫若的说法。 郭沫若在写于1930年1月的《文学革命之回顾》一文中， 把创造社的活动区分为“初期”、“洪水时期”、“《文化批判》的时期”。“初期”是以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为“主要分子”的《创造季刊》、《创造周报》时期，“他们所演的角色”，“百分之八十以上仍然是在替资产阶级做喉舌”。由于五卅运动的发生，“创造社的行动自行划了一个时期，便是洪水时期——《洪水半月刊》的出现”。这时期，“有一批新力军出现”，创造社的活动开始超出文学范畴，注意社会问题，被时人称作“创造社的‘剧变’”。到了1928年，“中国的社会呈出了一个‘剧’变，创造社也就又来了一个‘剧变’”。一批“新锐的斗士”：朱镜我、李初梨、彭康、冯乃超等由日本回国，“以清醒的唯物辩证论的意识，划出了一个《文化批判》的时期。创造社的新旧同人，觉悟的到这时候才真正的转换了过来，不觉悟的在无声无影之中也就退下了战线。”创造社完成了它的“蜕变”。1930年5月， 郭沫若又写了《“眼中钉”》一文，把创造社的历史划分为前、后两期，只是将“洪水时期”并入前期。 应该说，郭沫若这种划分的历史脉络相当清晰。创造社的“方向转换”，一般也据此或以《洪水》的创刊，或以李初梨、冯乃超等从日本回国打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旗号为标志。 但是，我不认为可以用一个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来对创造社的前后期活动及“方向转换”做绝对的时间界定，不存在这样一个临界点。创造社的“方向转换”包含在一系列的事件、活动（社会实践的、思想批判的、艺术创作的）中。 郭沫若认为，《洪水》的创刊是创造社自行划出了一个“洪水时期”，恐怕更适合他自己思想变化和心态转换的轨迹，并不能令人信服地说明创造社也由此进入了新的活动时期。1924年8月9日，郭沫若致信成仿吾，明确宣称：由于翻译了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自己“现在成了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了”。他把“从前深带个人主义色彩的想念全盘改变了，”对于文艺的见解也全盘变了。进而，他提出了“革命的文艺”的口号。〔1〕同月，《洪水》创刊， 郭沫若撰写了《盲肠炎与资本主义》一文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年底，郭沫若赴宜兴调查卢齐战祸，接触了解了“水平线下”的中国社会，并撰写了调查文章。1925年亲眼目睹了“五卅”渗案后，郭沫若创作了历史剧《聂嫈》。此后在复刊的《洪水》上，相继发表了《穷汉的穷谈》、《共产与共管》等一系列与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潮论战的文章。“洪水时期”的确是郭沫若“剧变”的时期。 但就整个创造社而言，这一时期并没有同步于郭沫若的“剧变”，而只是呈现了某些变化前的躁动。周全平为《洪水》创刊撰写的《撒但的工程》和《（洪水）复活宣言》，基本上还是在表达一股浪漫式的激情：“我们愿意凭着良心，顺着感情，来做被人诅咒，被人嫌恶的撒但。我们更愿意因为世人所加于我们的罪而把我们投入焚着永火的硫黄湖。”〔2 〕“丑恶的破坏”与“美善的创造”仍然是《洪水》鼓躁的主旋律。在郭沫若大谈马克思、共产主义、革命文学的时候，洪为法还在推崇“真的艺术家”“只忠于自己的良心”，“他的艺术便是他良心的呼声”；〔3 〕王独清与穆木天还在平静地讨论着“纯粹诗歌”的形式构成，“最完美的诗的”“情、力、音、色”，以学波特菜尔、魏尔仑“做个唯美的诗人”相期许；成仿吾对于“五四”文学革命的反思也仅仅局限于痛斥“好玩主义”，批判“浅薄无聊的著作”。 其实，成仿吾在《洪水终刊感言》中对这个问题做了比较中肯的说明了。他认为，《洪水》从创刊到终刊可分为三个时期。“它本来应当是一个暴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现象的战野，但在创刊的当时，我们的意识不甚明瞭，所以初期只是一些空空洞洞的叫喊。这是时代的关系，当时还是国民革命的前夜，热与力虽然有余，可是还不曾将问题切实地把握着”。“随这第二期的进展，意识稍见明瞭，直到对于英国智识阶级公开的一封信，开始了我们智识阶级对于国民革命应有的参加”〔4〕。成仿吾设有从时间上划分这两个时期， 但他以创造社作家直接投身国民革命运动作为《洪水》的第二时期，应该说是颇有见地的，因为也正是由此，创造社在“剧变”中进入它的后期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