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学发生之初，虽然西方现代主义的某些派别正共时性地蓬勃发展着，但却未能在中国大地上引发大的回响，尽管不成系统的关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译介几乎是始终伴随着新文学运动的，而且译介的广泛性也几乎涉及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各个大小流派。显然，“五四”新文学的开放性特征使它从一开始就兼容并包地广泛汲取异域文学营养，这当然包括了“五四”时期被称为“新浪漫主义”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虽然就西方而言，在一战后西方现代主义确立和繁荣之时，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文艺思潮已在走下坡路，这在当时许多“五四”人士也已自觉认识到。比如，茅盾就曾指出，当时的西洋文学“已经由浪漫主义进而为现实主义、表象主义、新浪漫主义，我国却还停留在写实之前，这个显然又是步入后尘。”〔1 〕然而，在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现代主义基本上是依附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而存在的，始终没有得到独立的长足的发展。符合时代精神的浪漫主义文学，具有某种“实用理性”精神的写实主义，因为与当时的中国现实需求有更多的切合，也因有更多的人提倡和实践而得到相对充分的发展。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说，新文学补西方文学的课，也有一个循序渐进的历史进程，现代主义的发展也当然有待于现实主义文学和浪漫主义文学之发展的相对饱和之后。 因而，现代主义文学在新文学第二个十年，即约20年代中后期开始而得到重大的发展，当是符合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的。 创办于1932年5 月的大型文艺月刊《现代》杂志正是适时地诞生这样一个承前启后的关节点上。它可以说是现代文学史上继它的前身《无轨列车》、《新文艺》之后更为系统化、更具影响力的第一个具有非常鲜明的现代主义文学价值取向、具有自己相当独特的个性特点的文艺杂志。《现代》杂志以对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带有鲜明倾向性的译介和对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现代诗创作的积极倡扬，从而形成了现代诗的“大本营”〔2〕， 继而又带动了《水星》《文学杂志》《新诗》《现代诗风》《星火》《今代文艺》《菜花》《诗志》《小雅》等一系列具有现代主义风格追求的诗歌或文学杂志，从而串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现代主义诗潮，形成了1936—1937年这一“为中国新诗自五四以来一个不再的黄金时代”〔3〕。无疑，无论从创刊之早、份量之重、 持续时间之长、“现代”风格之鲜明等各方面看，《现代》的意义都是无可替代的。如果说历史必然性要通过历史的偶然性表现出来的话，那么，在三十年代蔚为可观的现代主义诗潮中，《现代》正是这样一个历史的偶然性。 在《现代》杂志的《创刊宣言》中，编者在宣布“本志是普通的文学杂志，由上海现代书局请人负责编辑，故不是狭义的同人杂志”等几条之后，还有一条颇为耐人寻味，即：“因为不是同人杂志，故本志所刊载的文章，只依照编者个人的主观为标准。” 这“编者个人的主观”为何？显然，要更好地理解《现代》，理解其风格、特色，理解其所以能在不可遏止的现代主义诗潮中承担起历史重负的主观原因，必然应对这“编者个人”有较好的了解。该刊虽然只署名施蛰存一人主编，但实际上戴望舒与杜衡也参予了一定的工作。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他们一起编的。直到“戴望舒出国，杜衡的论文引起了‘第三种人’的轩然大波。以后各期的编务，才由我独自承担。 ”〔4〕而到了第三卷开始，杜衡又正式加入编务，与施蛰存共同署名主编。施蛰存、戴望舒、杜衡曾被赵景深称为上海文艺界的“三驾马车”。这“三驾马车”个人人生经历都比较相似，都出身于小康富裕之家，都是热忱的青年文学爱好者。同时，又追求进步，倾向革命，都参加了共青团。然而，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们都经历了一次从“左”（戴望舒和杜衡曾被捕入狱）转“中间”的思想波折。他们在“五卅”和“大革命”失败的血淋淋现实面前，感到了幻灭和怅惘，他们试图走一条同情革命而不实际参加革命却专注于文学艺术的纯粹知识分子的道路。他们在文学中找到了寄托，恰如杜衡说戴望舒那样，写诗“差不多是他灵魂的苏息、净化”〔5〕。施蛰存后来在回忆他们那时的心态说， “‘四一二事变’国共分裂后，我才晓得我们这些小共产党员只有死的分，没有活的机会。……从此我不再搞政治。戴望舒、杜衡和我都是独生子，我们都不能牺牲的，所以我们都不搞政治了。”〔6 〕他们选择了一条“消极的道路，即退避到Tour divoire（象牙之塔）里去，讴歌着那与自己的社会环境离绝的梦想”〔7〕。 这形成了“三驾马车”自由主义的立场和“中间人”的心态，这种立场和心态不可能不表现于《现代》杂志，虽然施蛰存在《创刊宣言》中宣布《现代》不是“狭义的同人杂志”，而且即使在几十年之后，仍持这种观点，极力表白自己为保持《现代》的这一宗旨所作的努力，并对当年谷非（胡风）在《文学月报》上发表文章，“把《现代》看作‘第三种人’的同人杂志”深表不满。〔8〕但综观《现代》， 我觉得施蛰存等倾向于自由主义立场与“第三种人”的心态还是很明显的。胡风的批评并非毫无根据，空穴来风。《创刊宣言》中“非狭义的同人杂志”，“不预备造成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党派”的宣言，以及“我要《现代》成为中国现代作家的大集合”的“私愿”〔9〕等虽都可以视作真诚的肺腑之语，然而， 也可能不自觉地与编者作为书局老板聘请的雇员的身份有关。这种身份不能不使《现代》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商业利益，这也必然使《现代》不能不考虑到最广大的作者群和读者面。自然，曾经参加过革命的经历，使他们仍然保持了一份对革命的同情，这也是事实。这也同样会使《现代》并不拒绝左翼作家和作品，客观上使它保持了“非狭义的同人杂志”的立场。然而，自由主义立场与“第三种人”的心态则是骨子里的。施蛰存后来曾明确说过：“《现代》杂志的立场就是文艺上自由主义，但并不拒绝左翼作家和作品。”〔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