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海外华人——尤其是欧美国家的华人——虽然已加入了外国国籍，但他们仍自认为是中国人，或者口头上不说，心里则仍认定自己是中国人。这里所说的中国，不是国籍意义上的中国，而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不断创造、不断融合而形成的。它表现在人们的生活习惯、行为规范、伦理道德、价值观念、思想感情等等之中。这是一种超稳定的心理结构，不容易由于时间与空间的位移而发生变化。中国是五千年的文明古国，所有的炎黄子孙都以拥有地球上最古老的文明而自豪，而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华文化，强调国家、民族、集体、家族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更强化了华人的国家民族观念。因此，对中华文化的执着，对自己民族的自信自尊，就成了海外华人的一种共同的特征和徽记。以华人作家为主体所创造的海外华文文学，也因此成为一种文化的载体，成为中华文化在海外盛衰浮沉的见证。 人们常以儒、道、佛来概括中华文化的构成，其中儒、道是中国固有的文化，佛学是从印度传入的。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儒、道、佛各自吸取其他文化的有益成分而共同发展和丰富，佛学也在长期的传播中不断中国化而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儒、道、佛在不同的时代虽互有消长，但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文化的主导方面，主宰着中国人的行为和思想，并形成一套中国人特有的价值观念，这却是毋庸置疑的。 儒家学说是一个庞大复杂的体系。历代统治者为了本身的利益，又加进了许多巩固封建秩序的内容，这就使得这一体系显得更加芜杂。可以说，它既有精华，又有糟粕；既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原动力，又是造成中国近几百年来落后停滞的绊脚石。任何单纯肯定或否定的态度，都是不科学的。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孔老夫子似乎运气不佳。由于一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把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落后挨打归咎于儒家思想的落伍，于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随着“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响彻云霄，人们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儒家学说。从此以后，儒学在中国的正统地位受到挑战，终于从极盛状态走向没落。此后的一段时间，虽然不时地有“保存国粹”、“复兴儒学”的思潮出现，但终究不能挽救儒学的颓势。1949年以后，批儒反孔的运动持续不断，儒学的地位更是一蹶不振。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70年代以后，儒学竟然又从末路走向中兴，并且一步一步地恢复其昔日的荣耀。出现这种戏剧性变化的原因主要来自两方面：其一是，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把批儒反孔推向极端，但物极必反，人们不仅没有由于批儒反孔而加深对儒家学说的腐朽没落的认识，反而由文化革命的灾难性后果从反面发现了儒家学说的优秀一面。例如从文化革命中普遍存在的暴力看到了“仁者爱人”之合乎人性，从文化革命中矫枉过正的破坏性看到了中庸之可贵，从“四人帮”轻视教育造成的恶果看到了儒家尊师重教之正确，等等。文化革命之处处走极端终于促使人们进一步反思，从而对儒家文化的优点和缺点、精华和糟粕有了一个合乎理性的认识。其二是，从60年代到70年代，由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经济上的崛起，吸引人们对其经济起飞的原因进行探索和研究。在总结经验时人们发现，它们都具有共同的文化背景，都属于儒家文化圈，正是儒学价值观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于是，人们终于认识到，儒家思想并不是阻碍社会前进的绊脚石，而是推动社会经济现代化的原动力。 上述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最终导致了儒学在70年代以后的复兴。当然，这种复兴并不是对传统的简单复归，而是经过筛选后的扬弃，经过融合异质文化后的创新，旧的儒学终于脱胎换骨而成为现代新儒学。 儒家思想是中华文化的主体，当然不可能在海外华文文学中没有反映，这种反映，大体上也可以70年代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70年代以前，在海外华文作品中，凡是涉及儒家思想的，不论是主题思想还是人物形象，主要都是揭露和批判；70年代以后，海外华文作品中开始出现了儒家人物的正面形象，有些作品以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作对比，凸显儒家文化的优越性，虽间或还会出现一些批判性的作品，但已不是主流。 “五四”以后，在中国文坛上，出现了众多的以孔子和儒家思想作为讽刺、抨击对象的作品，口诛笔伐，一时成为时尚。流风所及，当然也影响到海外华文创作。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以儒家思想中的糟粕作为批判对象的作品，比比皆是。批判的范围包括：封建专制、压制民主、扼杀个性、男尊女卑、包办婚姻、愚忠愚孝、迷信愚昧、伪道学、伪君子，等等。直到50年代，这种作品仍不时出现。 平心而论，儒家学说的消极因素确实阻碍了近几百年来中国社会的进步，其负面影响是突出的，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家文化的消极面进行集中清理是完全必要的。所谓“不破不立”，不破除旧的，就无法确立新的。但是，如果持久不断地进行批判，完全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甚至主张“全盘西化”，却是非常不恰当的，毕竟弊多利少。中华民族是一个以文化凝聚的民族，如果把中国传统文化完全否定了，中华民族将变成一个毫无民族特性的民族，变成一个失去了自信心、失去了方向感的民族。对于海外华人来说，失去了维系民族特色的文化纽带，也就失去了华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70年代，在海外华文文学中，率先出现了不少弘扬儒家文化、以儒家人物为正面形象的文学作品。赵淑侠的《赛纳河之王》就是一篇有代表性的小说。小说的主人公王南强，可以说是儒家思想人格的化身。他把民族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己任。他到巴黎学画，最大的目的就是“要给中国画开出条新路来，把中国的艺术精神介绍给世界，让中国画的美，揉进西方艺术里，为全世界人接受，不光局限在中国一个地方”。为了这个目标，他废寝忘食地画画，发愤地工作；为了这一目标，他忍受着生活的贫穷、困苦，忍受着妻子的离异，还要忍受周围的人的冷眼、误解和嘲弄，真正表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在涉及到民族精神这一原则问题上，他是坚定不移，绝不妥协的。当一位美国绅士表示要买他的画，但必须按他的要求在画上添加点什么的时候，他宁可一张画都卖不出去，宁可挨饿也绝不肯苟且媚俗，表现了儒家崇尚气节、讲求操守的精神。但是，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当同伴欺侮他的时候，他却又表现了出奇的平和、宽厚，体现了儒家的“和为贵”的理念。赵淑侠在小说中精心地塑造了王南强的形象，满腔热情地讴歌这一体现了儒家精神的人物，在人们看惯了“五四”以来许多批儒反孔的文学作品之后，确是令人耳目一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