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愁予是当代世界华文诗歌重要诗人之一。他所创造的“愁予风”，已成为中国新诗浪漫主义一派的典范之作，不但迷醉了台湾两代诗歌爱好者，同时也在大陆诗坛形成持久而深广的影响。作为台湾诗学的大陆研究者，笔者曾以《美丽的“错位”》（全文收入拙著《台湾诗人散论》台湾尔雅出版社1996年版）为题对郑愁予的诗歌艺术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并由此引起包括诗人在内的各种争议和讨论。对愁予的诗，两岸诗界皆已十分熟悉，但对诗人的诗歌观念和理论认知，则少有所闻，笔者也一直期待着能有这样的机遇，与郑愁予先生就此方面作一交流。1997年3月12日，任教于美国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的郑愁予先生休春假作客西安，笔者有幸于3月13日、14 日两次与愁予先生聚会长谈，并就许多诗学问题以及愁予先生的创作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对话，现整理出来，以飨两岸诗界。 沈：很高兴在西安见到您，感谢您打电话约请我们的聚会，可以面对面在一起交流诗学和诗谊。先生的诗作自八十年代介绍到大陆后，引起了相当广泛而持久的影响，以至在许多青年诗人和诗歌爱好者那里，形成一种迷醉，更想从其他方面了解您的情况。而最近我又获悉，台湾《文讯》杂志曾经做过一个“最受欢迎的作家”的问卷调查，先生荣登“诗人”排行榜第一名，可见两岸诗歌爱好者对您都存有持久的热忱，不知先生对此有何感想？ 郑：很不好意思提这种排名的事情，因为最受喜爱的诗人也不见的就是最好的诗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得票最高。好在这次调查不是商业化的，不是看销路的。我相信调查本身显示了一个文化的素质在里面，因为它调查的方面很广，从学者教授到街头上一般行业，是个很有趣味和说明性的事情，但不必当回事。 沈：但我觉得这种调查还是很有意义的。尤其在工商社会中，诗和其他纯文学已被大众文化及其媒体挤压到一个很孤寂的角落时，先生的诗还能获得如此大范围的、各个层面的欢迎和热爱，我想其中还是有许多内在的话题可谈的。 郑：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优秀的诗歌作品，必然是能够对中国的文化传统的发展，有一定深度地反映的；这个文化从包括传统和现代，包括过去单一的儒家思想，到后来加入的道家、佛家思想，到现在的多元化社会。由此我想到台湾《中国时报》和花旗银行，也组织搞过一个评选影响台湾现代化过程三十年最具影响力的三十本书的调查，竟然也选了我的诗集，这到是我比较高兴的事。我觉得一部诗集能多多少少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现代进程，而不视为它只是一个消闲的、或感伤怀旧的文学形式，这表明诗在整个的文明与文化的进程之中，还是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我们同时还可以看到，现代诗在整个现代文学艺术进程中，不但领导或至少是影响到小说、散文、电影、戏剧等等的发展，还深入到广告艺术中去。诗在现代社会中有这样的重要作用，表示我们诗人在现代社会中仍然是尖端，文化的尖端。 沈：先生对诗如此看重，如此持乐观态度，让人十分感佩！您对诗必须对文化有深度地反映的观点，也极具见地。由此我想到，诗是诗人写的，人们在熟悉了诗人的作品之后，难免有时还想知道一点诗人本身的情况，譬如“创作经验”之类的，尤其是对健在的、生活在我们时代我们同一个时空下的诗人。而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一般的读者还是专业的研究者，对郑先生颇感兴趣的一点是：您那么早就成名，十几二十岁就一下子写出了那么多非常成熟乃至经典的作品，成为真正“中国的中国诗人”（引用杨牧语），大家对此可能都有些神秘感。而这方面的资料，就我研究过程所接触的范围，还少有涉及，先生是否可作点介绍？ 郑：人们的年龄很难说明与成就的关系。我写诗极早，至今已四十多年了。从知识背景说，在我刚发蒙时，就有机会接触许多文学作品。那时是抗战的时候，我四、五岁时，有一个堂兄在河南乡下。他有许多手抄的本子，有诗、有散文，使我从很年幼的时候，便对文学产生了极度的兴趣。另外我觉得，一个人喜欢文学，喜欢诗，常常是一种天性使然，其生命中，基本上有一种大浪漫主义的情怀存在。譬如当时我在乡下道旁，看到去前线的大部队行进的场面，我非常感动，两眼发直，一直看到部队走完；看到火车经过时，也是这样，非常神往。象这些情景，都是引动我作为一个诗人的早期情怀，而不是风花雪月。当然美的风景也自然会影响到我，象夏日的农田、高梁地种种景象，都逐渐引发我想用文字来抓住那些神往的感触。这大概是我很早就写诗的内在动因。同时，大一些以后，我广泛读到二三十年代的新文学作品，又读了一些四书、古文，开始有所比较地认识文学，常常对一些新诗、白话诗觉得功夫不够，不到位。所以，在我开始我的诗歌写作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反抗，想使白话诗写得能够在艺术成就上和古典相比美，而不是简单地用文字把感情抒发出来就算了事。这样，也许很多人就会觉得我年轻轻就写得比较成熟，实际上，主要是没有模仿当时比较流行的、一般人都比较散漫的写法。 沈：这个说法很关键。如何在个我的创作中避开流行与复制，以减少互文性，来创造性地不断推动诗歌艺术的发展，是大多数诗人都想要解决的问题。因为我们的新诗，自一开始到现在，都始终受到“翻译诗”的投影和自身语言不成熟的双重困扰，也就是我们常说到的过于散文化和诗质稀薄的问题。如何使与生俱来的西方诗质在新诗生成过程中的影响本土化、中国化，同时承传并重铸古典诗质的辉煌，而又不减弱对现代意识的接纳、现代精神空间的拓展，确实是个不断重涉的命题。真正有作为的诗人都在这方面付出了努力，只是有人做到了，有人没有做到，这也是判定一位诗人是否重要，作品是否优秀的主要指标。先生在这方面的成就，应该说是个典范，具有相当的原创性，因而影响到几代人、几方面的诗歌版块。由此我想到，在经过两岸十多年的诗歌交流后，大陆诗界仍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台湾现代诗境界小，所谓“小而美”、“就那么回事”的说法，作为彼岸的代表诗人，您对此有何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