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90年代初的低落状况相比，近年来的台湾小说创作颇见起色。这并非体现于“量”，而是一批具有新的思想内涵和审美表现的作品的涌现。 一、情欲写作：女性主义的自我反思 近年来长篇小说的兴盛， 得助于《中国时报》“百万小说奖”（1994.6）、《皇冠》大众小说奖（1996.3）等的举办和《联合报》长篇小说奖的恢复。时报的两部得奖作品——朱天文的《荒人手记》和苏伟贞的《沉默之岛》，均可纳入“情欲写作”范畴。特别是后者，施淑称之为“以爱情故事的形式所作的关于人的欲望的实验报告”。小说别出心裁地设置和穿插叙述了两套略见对称的人物和故事情节。两个女主角都叫晨勉，其妹（或弟）都叫晨安，又都有个情人丹尼，等等。然而两个晨勉的身世却是不同的。也许是女主角感怀于自己的畸异家庭，出于心理补偿和窥探自己另一种可能的潜意识愿望而幻化出另一个性格、遭遇都很不同的晨勉故事来。 小说固然也涉及一些社会文化论题，如婚姻、生育观上的中、西文化差异和冲突，但更主要的，在于写出一个女人在情爱生活中独特的身心感受。除了表现“情”——心灵对身体的控制和支配，它同时以大量笔触揭示了“欲”——一些非意识所能左右的身体本能活动和体验，一种从身体深处彼此需要的真正的爱。两个晨勉的性格发展甚至是反向的——正身的晨勉原本清高，后为商业利益迹近卖身地与工商巨头纠缠，生活趋于糜烂；幻身的晨勉原本风流放纵，遇到美籍华人祖（英文名丹尼）后真正感受到身体的两相契合，情感转趋专一——但她们在欲情生活中的感受却有某种自然存在的共同性。两个晨勉最后都怀上了丹尼的孩子，随着幻身晨勉的堕胎，其故事也戛然而止，而原身的晨勉则保存胎儿并为之找了个名义上的父亲。既要挣脱男权束缚、旧的贞节观念，尊重自己的身体，满足其欲情需求，又对爱情的永恒抱有一种潜意识的内在想望，这也许是晨勉复杂的爱怨情仇的根源。或如东年所言：“与充满活力的男人相遇并且怀孕：（至少）成为没有精力乱搞的母亲，或许才是女性精神底层最强烈的期盼和独一不二的梦想。”〔1 〕认识自己最深层的内在企望，正视它，拥有它，享受它，如此欲情生活也就成为女性了解自我、发现自我的过程。这也许才是作者所要表达的重心之所在。 龙应台“从野火到情火”（借用广告词）的扩展，是台湾“情欲写作”兴盛的又一例证。她曾自述近几年转入小说创作的动机：知性散文不足以表达自己对人生的整体感受，为了那经常在深夜不安地蠢动的“私我”人生体验，她选择戴上了“小说”这一“虚构的面具”，使得生命阴暗角落中捉摸不住的影像、无可解释的力量等等，可以得到表达。〔2〕因此，小说不再像其杂文有泾渭分明的价值判断， 代之以困惑犹疑的叹喟或难以厘清的迷团。如《在海德堡坠入情网》中从小叛逆放纵的“坏女孩”余佩宣其实并不坏，而从小乖顺、谨守传统女性规范的“好女孩”素贞，其自然人性其实遭受极大压抑和扭曲。当她40岁时终于离家出走，在海德堡广场为一年轻卖唱的钢琴师吸引而不顾一切地追逐而去，却未料遇人不淑，弄了个身首异处的下场。 可以看到，女作家的“情欲写作”常从不同角度触及了女性主义论题。如果说苏伟贞试图呈示确实存在的女性不同于男性的心理特质，并以此为基础正面确认和强调女性自我的存在和价值，那龙应台则主要从反面入手，为女性主义提供一个自我反省的空间。命丧海德堡的素贞固然证明了传统女性的悲剧，但带有新女性色彩的佩宣，其遭遇也并不美好。另一篇小说《银色仙人掌》描写一位中年女子因厌倦舒适单调的家庭生活而孤身驱车出走，却在横越沙漠时因一阵无意识冲动走上叉路而葬身沙丘。女主角数次想到如果是其丈夫就绝不会迷路，这无异于承认了两性之间确实存在着心理性格上的差别——所谓男性凭理性行事，女性凭感觉行事。最具反省意义的莫过于以夸张笔触描写了一个现代“女儿国”的《黄健壮的一天》。小说中出现了全方位的角色翻转：所有男人均在家里操持家务，所有的总经理、董事长等要职都由女子担任，包括寻花问柳等情事，也成为女性“专利”。作者似有两个目的，一是以荒诞情景，让男性设身处地体验一下女性长期遭受性别压迫的滋味；二是以嘲谑笔调揭示，以其道反制其人之身的“大女人，小男人”模式，未必是女性真正的解放之途。应指出，台湾女作家刻意对女性主义进行自我反思的还不多见。这种反思也许还稍嫌浮面，但龙应台独辟蹊径的思考路向，不能不说是继“野火”之后，这位女作家对台湾文坛的又一新贡献。 二、酷儿出匦：后现代的“边缘”瓦解“中心” 新锐小说家纪大伟、洪凌等将英文“queer ”译为“酷儿”并以此自诩。Queer原义“怪胎”（稀奇古怪之事物）， 也指称“同性恋”。而“同性恋”确是他们热衷描写的内容之一。 其实“同性恋”很早就已成为台湾小说题材，如白先勇的《孽子》。近年来除《荒人手记》外，又有邱妙津《鳄鱼手记》获时报推荐奖、杜修兰《逆女》获皇冠大众小说奖，由此可见其盛。朱天文、邱妙津笔下的同性恋主角一为男一为女，但她们都采用类如喃喃自语的手记形式和丰赡饱满的华美文体，使得同性恋者（或指涉更普遍的“荒人”——被社会遗弃者），那如同在月夜深海里独自歌唱的鲸鱼般孤寂心灵和处境得到艺术的表现。同性恋题材如此热门的原因，也许是更值得探讨的文化现象。夏志清尝言：“欲望碰到阻力，受到抑制，情感才会产生。”近年来台湾社会观念日趋开放和颓靡，原有的男女之性已再无压抑，甚至为纯粹的感官欲望所支配，一些放纵地描写“性”的作品沦为毫无艺术价值的商品。而同性恋目前仍受到社会不同程度的抑制，当男女之“性”已减少其感情浓度时，反倒是“同性恋”中更多地产生值得作家们大书特书的如醉如痴、惊心动魄的感情。邱妙津的绝笔之作《蒙马特遗书》采用书信告白体，反复述说着对根植于深层的内在自我和两情相悦基础上的真挚感情的追求，有表白，有叹喟，有忏悔，有对灵／肉、内在／外在等问题的哲学考辨，可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