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文学是由多民族文学所构成的。二十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少数民族文学尽管其发展水平不相一致但它们却日益显示其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研究鲁迅文学传统及其继承与发扬，自然不可忽略它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关系。毫无疑问，鲁迅的战斗精神与人格力量，他的小说、杂文、散文艺术曾经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少数民族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发展，参与着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的成长的哺育。 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界定，目前中国学术界的看法还不尽一致；但大体上形成了“广义说”与“严格意义说”两种观点。前者主张凡是少数民族出身的作家写的作品都应归属于少数民族文学；后者则认为只有那些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表现少数民族社会生活，以本民族人物为主要描写对象，甚至是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写出的作品（没有本民族文字者不要求这一点），才能算作少数民族文学。广义的少数民族文学则把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史上一些重要作家包括进去，如老舍（满族）、沈从文（苗族）、李准（蒙古族）等。从严格意义的少数民族文学出发，上述作家则不作研究的重点。本书这一章的叙述，着重关注那些属于严格意义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家的创作，介绍鲁迅文学传统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所发生的广泛影响。 另外，中国少数民族中有相当多的民族使用汉字（尽管也有本民族的语言，但是没有文字）。他们的作家往往用汉文阅读与写作。有些民族虽然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但其作家一般都熟悉或精通汉文，如蒙古族、朝鲜族及满族。上述那些民族的作家在接受鲁迅作品的影响上不存在或基本上不存在文字障碍。而另一些少数民族如中国西部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藏族、柯尔克孜族、锡伯族等等，他们的作家则用本民族文字阅读与写作。由于地域等原因，这些民族的作家对于汉文的熟悉远不及中国东部的少数民族作家。这些少数民族文学在接受鲁迅文学传统的影响，获取鲁迅作品的思想与艺术的营养方面，则要求助于翻译，并受到本民族文化发展水平的制约。 2 三十年代，一些少数民族青年，为了寻求自身的出路（扩而大之也是为了寻求救国救民之路），从当时的革命文学特别是鲁迅的作品里获得了思想上的启迪与力量，其中一些人后来走上文学创作道路。这些人是鲁迅作品最早的受惠者，也可以说是鲁迅文学传统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所发生的越来越大的影响的起点。 彝族著名作家李乔在《自传》中这样叙述过：“我半工半读混到初中毕业，虽然我的成绩很优异，但在国民党反动的大汉族主义的统治下，竟连一个糊口的工作也找不到。没有办法，我便到昆明找出路，仍找不到工作。这时，在穷极无聊中开始接触新文学。我如饥似渴地读鲁迅、郭沫若、茅盾、蒋光慈等等作家的一切能找到的作品，也读中国的古典文学以及翻译的外国进步作家的作品。我从这些书里吸收营养，慢慢地也想学习写作了。”〔1〕1930年，李乔和几个同乡青年流浪到上海。 在这个大城市，李乔更方便地接触到鲁迅和其他革命作家的作品，并有幸聆听过鲁迅《文学与革命》的讲演，开始认识到“一个好的青年必须首先是革命者”〔2〕，并使自己有了文学创作的正确方向。 在鲁迅作品和当时的“普罗文学”影响下，李乔应创造社主办的《现代小说》杂志的“无名作家处女作征文”，写出了反映自己曾经当童工体验过的云南个旧矿工生活的小说《未完成的斗争》。虽然由于创造社被当局查封，这篇小说已经发排终未能同读者见面，而李乔在文学创作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无疑同鲁迅的直接影响有密切关系。李乔后来回到云南家乡在个旧、石屏等地任教。他的《自传》说：“在黎烈文先生主编《申报》副刊《自由谈》时，我爱读鲁迅先生在上面发表的那些匕首一般的杂文，自己也学写了一些题为《矿山通讯》的短文，投到《自由谈》发表。”〔3〕这里指的就是1934年4月至6 月间《申报·自由谈》的发表的题为《个旧厂》的一组通讯。这些作品用第一人称叙述方式，写“我”在个旧锡矿所见所闻，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地方是一个活地狱，有着无人性的残忍，蛮横的剥削，黑暗的压迫。”作者“爱读”的鲁迅杂文那种朴实的战斗精神与艺术风格，在这批短文中有着明显的烙印。 另一位彝族女作家李纳虽然也有过李乔类似的寻求出路的经历，但她有机会在四十年代初到了延安。1942年考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在这里直接承受了鲁迅作品的滋养。后来，她在东北开始从事小说创作时，鲁迅倡导的疗救国民精神痼疾的主张在起着作用。她最初发表于《东北日报》上的短篇小说《煤》（1948年）与《出路》（1949年）的主人公黄殿文、彭名贵身上都有着旧社会给予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落后，缺乏劳动者的觉悟，多少能映出阿Q、闰土的影子。 毕竟时代不同，黄殿文、彭名贵在新政权的感召与教育下，“浪子回头”成为新社会的主人。鲁迅式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愤为新生活的热烈期望所替代。 抗日战争时期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后来成为中国少数民族著名作家的，还有壮族的陆地和侗族的苗延秀。 陆地在李纳之前就到了延安。1939年1月考入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毕业后曾一度留院工作。抗战前陆地在广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开始受到鲁迅作品的影响。他的处女作《期考的前夜》（1936年）以讽刺与辛辣的笔墨抨击了当时腐败的教育制度。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和工作时，他创作了小说《乡间》（1942年发表于桂林《大公报》副刊）。这是一篇揭露与鞭挞广西农村乡绅鱼肉乡民，欺诈舞弊的罪恶行径的作品。其冷峻的现实主义批判锋芒和讽刺艺术，得益于鲁迅文学精神。当时，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里，“学鲁迅”是对学员从做人到文艺创作的一个总体要求。陆地的《乡间》和随后发表的引起过争论的短篇小说《落伍者》（延安《谷雨》杂志1942年第四期）都可以说是实践“学鲁迅”的具体成果。 苗延秀是1942年4月来到延安， 并进入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的。抗战初期，他在昆明工作时曾参加昆明中苏文化协会举办的俄文夜校学习，从校图书室里开始读到鲁迅作品。鲁迅那些针贬时弊，揭露黑暗的杂文给了苗延秀很大影响。1941年苗延秀的处女作《搬家》在昆明《晨报》上发表。据研究者说：“这篇文章的创作成功，是受鲁迅‘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打’的大无畏精神鼓舞的结果。”〔4 〕苗延秀在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有机会系统地阅读鲁迅的小说和杂文。这些作品从题材到主题，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乃至语言风格，都使他感到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虽然其中有一些地方一时还理解不透，但那强烈的爱憎情感，严肃的社会解剖，强大的艺术魅力，浓郁的民族色彩，引起他极大的兴趣。特别是鲁迅关于创作革命文学“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的教导，对于他沿着鲁迅的方向，做革命的文学家，打下了牢固的根基。在延安，苗延秀写了短篇小说《红色布包》（发表于1945年2月延安《解放日报》）及其续编《共产党又要来了》。 这两篇小说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以及人物描写，情节处理，细节运用等“都从鲁迅那里吸收和择取了丰富的养料”〔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