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又将跨入一个崭新的千年岁月，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和文化氛围中，以新的视角去回顾和审视本世纪我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也许应该特别留意那些曾被忽视或遗忘的文学景观，以便全方位、多层次地把握新文学脉络丰富、风格迥异的全貌及未被认识的某些价值特质。或许正是基于这同样的思考，学术界加强了对沈从文、徐志摩、张爱玲、梁实秋、林语堂、周作人等作家的研究。而我选择了过去较少提及的创造社重要作家张资平作为研究客体，力图在吸收现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阐释其文学创作固有的思想倾向，以丰富该领域的研究。 一 张资平是创造社的重要发起人，是以多产和爱情题材出名于文坛的，但作品所表现的思想倾向却并不是那样单一。 对人的命运的深切关注，对人的价值尊严的肯定，对非人的社会邪恶势力的猛烈抨击，是“五四”时代精神的一个重要内容。张资平的创作展示出社会的黑暗、军阀的残暴、人民的痛苦都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呼喊出了社会底层的人民大众的痛苦不幸及其对黑暗势力的强烈控诉，富有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深刻的现实主义的力度，这是张资平小说创作值得肯定的一个重要方面。 《她怅望着祖国的天野》是张资平留日时期的创作，作品以凄婉的笔调描写了中日混血儿秋儿姑娘的不幸遭遇，控诉了黑暗社会对善良的弱女子的摧残。秋儿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日本人，她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姑娘，却不幸因父亲病逝、母亲改嫁、忍受不了后父的冷眼而流浪，并被一个日本工头强暴。后爱上一位中国留学生H，却又遭H遗弃。按父亲血统和当时的国籍法，她是中国人，而她思慕的中国人却不爱她，她想念祖国却又无法回去，在绝望中，秋儿只能怅望着祖国的天野流泪。作品字里行间充溢着对祖国的热爱、对处于不幸中的中国姑娘的无限同情，以至于连茅盾先生也感动地说：“我是对于作者表敬意的，因为他肯费笔墨为一个平常的不幸女子鸣不平。”〔1 〕近年出版的《中外小说大词典》这样评价到：“小说以饱含感情的笔调，细腻地描写了秋儿的不幸命运，催人泪下，很有感染力。”〔2 〕作者的另一部著名的短篇小说《木马》，描写了一个中国留学生和日本普通人家的孩子的故事。中国留学生C寄寓在日本人林翁家中， 林家的大女儿瑞枝身边带着一个两岁的女儿美兰，孩子的父亲已经抛弃了她们母女，留学生C 常常给它们母女以帮助和呵护。有一次，美兰看中了玩具店的一匹木马，特别喜爱，但瑞枝和C皆因价格不菲而无力购买， 孩子便常常一个人去看那木马，直到过了生日，也未得到她心爱的木马。终于有一天，美兰永远地失踪了。瑞枝痛不欲生，C也无限悔恨！ 每当看到那个饱受生活欺辱却又对幸福无限憧憬的可爱的女孩子永远地离开了母亲和家庭时，总是那样令人辛酸。作品浓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强烈的现实主义感染力，给每一位读者以震撼。它对友爱和亲情的讴歌，对黑暗和邪恶的谴责，它传达给读者的深厚而凄婉悲凉的情感，让人铭心刻骨，难以忘怀。《白滨的灯塔》对封建军阀统治下的中国黑暗社会有着深刻的揭露，作者对那令人窒息的社会作了形象的描绘：一艘破烂的帆船载着一帮“醉沉沉的酒客”，酒客们都在抽鸦片、赌钱，鸦片的毒烟和酒精的毒气围攻着尚清醒的青年学生“他”……。这具有象征意义的画面使人联想起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对那时中国社会的“铁屋子”的比喻。鲁迅决心要打碎那“铁屋子”救出里面即将被窒息的人们，郭沫若也要用一把圣火烧毁那“冷酷如铁，黑暗如漆，腥秽如血”的旧社会。应该承认，张资平那时的创作是与进步文学取了同一步调的，他在《白滨的灯塔》中描绘出了封建军阀及政客们的丑恶嘴脸，对他们的残暴和恶行进行了愤怒的抨击。镜头一：在军阀统治下的某县城，两名士兵抓住街上一位卖茶老人，逼迫他交出五百块银子来，哄骗他说这样他便可以做本地的县长。老人苦苦跪求不已，他们仍然凶狠地把老人扔进粪缸并抢走老人的吃食。镜头二：一位“总司令”（军阀时期司令多如牛毛）把K 市一商人叫来，让他“报效十万军饷”，并说可以委任他官职（只有空名）。在同类作品《兵荒》、《澄清村》中，在反映留学生生活的作品《冲积期化石》、《一班冗员的生活》、《写给谁的信》中，在表现下层知识分子的作品《小兄妹》、《植树节》、《寒流》、《百事哀》中都表达了对处于社会底层的不幸人们的深切同情和对社会黑暗势力的愤怒抗议。 二 对封建礼教的激烈鞭笞、对真挚爱情的由衷赞美是张资平小说创作思想倾向的另一个方面。 “文学是人学”，作为人类生活重要内容之一的爱情似乎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从一个个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中，不仅可以看到主人公命运的吉凶顺逆，往往还能折射出时代的各种光束。对真挚爱情的炽热追求也常常体现出人的解放与历史的进步。“五四”时代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追求人的解放，而作为旧道德旧文化重要内容的封建礼教，当然地成为新文学的矛头所向。作家们用爱的故事表达了对封建礼教的愤怒抗议，对处在旧道德文化重压之下的青年命运的深切同情，张资平是其中独具特色的一位。 封建礼教对于社会人际关系作了一整套的规定与约束，表现在两性婚姻关系上更是诸多的无理限制。《双曲线与渐曲线》是张资平较早的一个短篇，作品叙写了均松与梅茵动人的爱情，但这爱情却由于他们的师生关系、梅茵的“娃娃亲”，和均松头脑中的封建“义理”给葬送了。作品痛切地得出了“义理之前无真爱”的结论。值得注意的是，均松并没有屈服于性爱的诱惑，而是表现了难能可贵的责任感及让爱促使两人都有所进步的内容。均松说：“……占有你并不能使我们中间的爱永久存在，使我们中间的爱永久存在的唯一办法，是我应在这五年内，做些成绩给你看。”“我不能因爱你而使你沉沦！”这些可贵的意识令人想起鲁迅在《伤逝》中说过的“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爱情必需时时更新、 生长、 创造”的格言。 《蒄拉梭》 （即《curacoa》）中的女主人公静媛也象梅茵一样爱上了自己的老师， 可贵的是静媛并没有在这无望的爱情面前退却，她勇敢地宣布：“……我不该人工地改削我自然的恋爱以求适合于现代社会的规则！……受名义支配着的恋爱不成其为纯正的恋爱，因生活的保障而发生的恋爱也不是纯正的恋爱！”这已经揭示了爱的真谛。由于封建社会对自由爱情窒息得太久，直到“五四”后，中国女性才刚刚开始获得自由爱情的权利，因此，她们对封建义理的反抗和对真挚爱情的追求就非常强烈，而这种追求正是可贵的现代性爱意识的闪光。《爱之焦点》中男主人公对女伴有一段掷地有声的表白：“……待我把愚昧的义理铲除去，……我们可以去家，我们可以去国！我们却只不愿做弩弱的妥协者，我们为固持我们的主义，为图尽我们的责任，什么都情愿牺牲！”这虽嫌幼稚却坚定不移的宣言，表明了主人公对封建义理的愤怒抗议和对真挚爱情的执著追求。他们这样与封建意识、与当时充满偏见的社会抗争，并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爱与幸福，也是为了“固持我们的主义，图尽我们的责任”。作品虽未指明这“主义”与“责任”是什么，读者却可以看出，这是被封建义理视为洪水猛兽，是与当时社会中愚昧、邪恶势力格格不入因而也被他们恨之入骨的东西。作品在这里清楚地显示了它对封建礼法的批判与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