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中期的文化热,唤醒了秦地作家的文化意识,对本土民间文化的关注和发掘,为其愈益恢宏的小说构思,注入了一股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源泉,由此秦地小说显示出了贴近民间,透察民间、翻耕厚土、拯救大地的创作倾向,并与源远流长而又丰富多彩的“民间原型”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 一 所谓“民间原型”,是从外来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体系中推衍生发出的一个概念。神话原型批评旨在探索文学与原始初民的原始经验、原始意象及其传承的历史性联系。由此特别注重上古神话、宗教仪式及其置换变形,认定后世文学是初民神话的移位,或文学世界中的深潜层面总涵容着神话原型,从而体现着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或原始意象〔1〕。 基于“原型”起自初民并主要续存于民间(民心、民生、民艺等)的发生发展规律,我们觉得采用“民间原型”这一概念来进行文学评论,当较神话原型批评中独对“神话”的强调,更顺达一些,也更易于为人们所接受。从历史及其发展变化的角度来看,原型(archetype )在柏拉图和荣格那里的含意就有明显不同,神话原型也并非是原型的全部,并且原型也在不断增生的过程中。总之,将原型简单归结为初民神话而无视此后民间萌生的新原型,是相当狭隘的看法。换言之,原型并非一成不变或空前绝后之物,原型也在生成和建构之中。试想,无“家”无“国”之前,何来“家”“国”之原型及相应的恋家爱国之情结?秦地关于长城、兵马俑的传说所呈现的奇诡意象,也绝非蓝田人或半坡人能够创构出来。从原型发生发展的规律看,神话原型多由人与自然(包括生命本能)的关系生发出来,尤其是从人对身心内外未知的大自然的神秘体验中生发出来;而民间原型则由此更进一步,既承传着、增益着此前的神话原型,又进而拓展到人与社会的广泛联系,由此生发出更具人类社会意味的原型,诸如家国乡土原型、孟姜女或七仙女原型、节庆民俗原型等等,大都是人类走出原始时代后的产物。因此,“民间原型”这一概念较“神话原型”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它不仅包括着时下流行的“神话原型”,而且包括着民间在历史长河中生成的其它文艺原型(如仙话原型、传说原型、故事原型、谣谚原型、戏曲原型、美术原型等),甚至进一步包括着民间的生活原型、民俗原型、人物原型、信仰原型和环境(生态或地理)原型等。这样的迹近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的理解,自然能够拓展原型批评的领域,在较大程度上,可以避免过分强调“神话”而导致的“泛神话主义”及文学批评上的“考古癖”或“冬烘味”〔2〕。 从这样的“原型”观来看新时期的秦地小说,所见所感必然十分丰富。这里主要就一些有代表性的秦地小说,从几个方面略予陈说。 二 民间原型与人类最本能的生命体验及基于此生成的人生理想是相通的。透过秦地神话传说和延宕至今的民间“话本”(口传文学)或作家笔下再造的“文本”,我们不难体察到民间憧憬、崇拜的最初始也最根本的东西不是别的,而是“生命”本身,是对人之生命的无限热爱和执着追求。在民间美术中,也清晰地体现出这种呵护生命的“唯生”的民间文化精神,其恒常的三大主题——祈子延寿主题、纳福招财主题和驱邪禳灾主题——都是民间生命意识的衍生或外化〔3〕。也许, 在民间的生命崇拜及追求中,会伴随着许多苦难甚至是迷误和荒诞,但终难掩没、遮蔽生命崇拜所拥有的那份神圣、神奇和令人怦然心动的感召力。 《白鹿原》(陈忠实)对白鹿传说的再造,并非仅仅是出于交代地名来由或增加一点“魔幻”色彩的需要,而是为了更好地写出植根于白鹿原大地的生命景观。从白嘉轩先后娶七女而图生子的生命追求中,从他暗谋长有白鹿仙草的风水宝地的行为中,人们看到的应该不仅仅是荒诞和愚昧,其间亦有不泯的生命憧憬和坚如磐石的生命意志。有如大地的生生不息,民间对生命的崇拜就象山野中怒放的山丹丹。作家饱饮民间的生命之泉,也更强烈地意识到民间之生命崇拜的价值和意义。陕北作家高建群说:“悠悠万事,在陕北,唯以生殖与生存为第一要旨。尽管这生存不啻是一种悲哀和一场痛苦,但是仍旧代代相续而生生不息。人类辉煌的业绩之一,恐怕就在于没有令自己在流连颠沛中泯灭。陕北的大文化……落根都在这‘生存文化’上。”〔4 〕民间的生存文化高扬着生命崇拜这一民间文化的主旋律,造就了一种带有原始况味却又通向永恒的大美。这种美感如贾平凹所说:“西北的黄土地是东方硬汉子的美,它美得雄壮,美得深沉,美得不艳,乍而常看常新,愈看愈出醇味。”〔5〕正是出于对民间生存文化的深切体味, 高建群写出了《最后一个匈奴》、《大顺店》等沉郁不俗的“陕北”小说,贾平凹写出了《浮躁》、《天狗》等元气淋漓的“商州”小说,杨争光写出了沉甸甸的莽汉婆姨系列小说……这些小说都将民间生命视境中的景观,给予了极为真实的描绘,并生动地表明,每当秦地小说家深深扎根在民间文化土壤中以及尽其“地之子”的义务时,其创作往往就特别具有活力,并能够成功地引导人们去观赏一幕幕起自民间的神奇而又荒诞,平凡而又复杂的人生活剧。其间无论悲喜、妍丑,也无论会经受多少苦难和狂欢,民间的憧憬总是牢牢地维系着生命的纽带,并激发出征服苦难和死亡的种种冲动和努力。除了冀望于宗教或民间准型宗教的抚慰之外,还易于在现实感应中衍生出英雄崇拜和道德崇拜的心理情结,赖此征服苦难,超越死亡,获取生命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