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是个衔接现、当代的作家，早在四十年代就已有小说《邂逅集》问世，解放后从事戏曲工作，也写过京剧剧本，六十年代出过一薄薄的小说集《羊舍的夜晚》。进入新时期，年逾花甲的他，重新提笔，一发不可收，《受戒》、《大淖记事》、《跑警报》、《泡茶馆》……几乎篇篇都是精品，以后陆续出了《晚饭花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等几个小说集，散文结有《蒲桥集》、《旅食小品》和《汪曾祺小品》等集子，另有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94年，四卷本《汪曾祺文集》出版，至今仍笔耕不辍，确是晚翠花香。 汪曾祺终于被发现了，一篇《受戒》令人耳目一新，人们开始注意汪曾祺，研究汪曾祺。以1980年唐挚《赞〈受戒〉》、张同吾的《写吧，为了心灵》〔1〕为发端，新时期汪曾祺研究已走过了17个年头， 发表于全国各种报刊杂志上的评论文章达近百篇，掀起了一股“汪曾祺热”。1988年9月， 《北京文学》编辑部在京召开“汪曾祺作品研讨会”，《当代作家评论》93年第1期专门出了“汪曾祺评论小辑”； 江苏电视台还录制了一部反映汪曾祺文学生涯和文学成就的MTV 专题片《梦故乡》，汪曾祺的确“行情看涨”。如果把这十几年来汪曾祺作一个回顾的话，那么1980——1989年可以是汪研的初期阶段，这一时期着重于对汪曾祺小说从单篇赏析到对作品中蕴含的传统文化意识、小说的题材主旨及创作风格进行较为全面评析，并开始运用比较方法探究其艺术渊源；90年至今则可看作是汪研深入发展阶段，研究面扩大，散文研究开始起步，作家本人的研究也受到重视，众多研究者力图运用全新的价值观和史的观念，从宏观的文化角度并通过微观作品分析，结合创作的内部规律，对汪曾祺创作所具有的文化意蕴及艺术品格作更深入细致的综合考察，并联系当前文学状况、文化走向，对“汪曾祺热”现象作多方面解析，力图对其创作在当代文学史的地位给予中肯的评定。本文仅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结合本人研究中的一些体会，对这些研究成果作一点较为全面的评述。 一 新时期以来，小说研究一直是汪研的重点。这也符合汪曾祺的创作实际。研究者们大多把汪曾祺小说当作美文多视角、多层次地进行考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这样几个研究热点：小说的传统文化底蕴、艺术渊源及小说的文体风格。 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文化濡染的作家。汪曾祺小说中蕴含的传统文化意识一直是评论家们的热点话题。儒道佛相互渗透是对汪曾祺小说的哲学意识较为一致的看法。早期研究者大多从小说人物形象分析入手，刘锡诚认为汪曾祺赋予他笔下人物以传统美德，在这些人物相互关系中，突出赞美他们扶危济困，相濡以沫的人道主义精神；〔2 〕季红真进一步分析他笔下的旧知识分子，一方面积极入世、注重实践、有所作为的儒家道德理想，一方面则是消极出世无为清静的道家精神，二者相辅相承，形成他们的人生哲学，因而她认为，汪曾祺受古典哲学意识相互渗透互为因果的整体影响，其中儒道影响很大，而佛家则很小，儒道中又以儒家影响最直接，在一定程度上对老庄又有所批判；儒家的有所为与道家无所为在独立的人格理想这一点统一起来，形成他基本的审美理想和道德尺度。〔3〕是早期这方面研究的力作。 杨剑龙也认为“从总体上看，汪曾祺从儒家精神中汲取的主要是贯注其中的原始人道主义精神，从庄禅意识中寻觅的主要是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的思想。”〔4 〕随着研究的深化，讨论更为具体深入，有人专门剖析汪曾祺小说的禅宗底蕴，〔5〕有人甚至提出他还受墨家的“赖力仗义”的影响， 特别是在表现小劳动者类型人物时，呈现为道墨相合的精神结构。〔6〕 汪曾祺说：“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7 〕儒道佛思想共同构成汪曾祺小说中的和谐，这差不多已成了共识。杨剑龙着力分析了汪曾祺追求的熔铸了中和主义审美观的审美境界，认为“我们可以在汪曾祺笔下，从古朴敦厚的乡镇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平和宽裕的境界里，寻到儒家个体与社会和谐的人生理想，从清新明丽的江南风光里人与自然天人合一的意境中，觅出庄禅的个人与自然和谐的审美追求。 ”〔8〕石杰的《和谐——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生命》〔9 〕则进一步从“入世的和谐”和“出世的和谐”两方面作深入剖析。他与林江合写的《汪曾祺小说中的儒道佛》一文，〔10〕可算是对汪曾祺所受儒道影响研究的一个小结。文章从儒道佛在汪曾祺小说中的具体体现；儒道佛思想共同构成小说中的和谐之美，并从创作主体与儒道佛各自的特质加以成因分析；汪曾祺的人生阅历、文化修养和创作思想都受到儒道佛思想的深刻影响三方面进行分析总结，体现了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 众多研究者对汪曾祺小说中的传统思想文化意识的挖掘可谓全面而深刻，这固然与汪曾祺本人的文化素养有关，同时，与当前的传统文化热，对传统伦理道德重新审视，以及对人文精神的提倡不无关系，与此联系，我们就可以更清楚理解“汪曾祺热”另一层面的缘由了；传统文化意识能如此茁壮地在当代文学中开花结果，并不只是传统的问题了，肯定还有其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合理内涵，如古典人文精神等，可否由此考察这种传统的现代性，这样才可更准确理解现代的汪曾祺，小说研究中这方面还是个薄弱环节。〔补注1〕 对汪曾祺小说的艺术渊源，研究者较为一致认为，汪曾祺吸收我国古代散文、笔记小说的优良传统，是“我国古典小说中文人小说一家继承和发展”；〔11〕同时，还注意到其他传统艺术门类如绘画、戏曲和说唱文学对作家小说创作的影响。李振鹏对汪曾祺小说的民族性作分析，先从结构、表现手法、人物刻划等方面探讨汪曾祺小说与中国传统小说的承传关系；接下从语言风格上分析“唐宋派”与“桐城派”古文的影响；并从传统戏曲的“写意性”和“没有背景”性来剖析汪曾祺小说又一特色：“气氛即人物”。〔12〕柳易江则认为，汪曾祺小说中渗入一种“清高绝俗”的文人画风格，而文人画又是以意境的创造为审美核心的，因此，汪曾祺小说的最大特点便是意境的构造。文中专门对汪曾祺小说中巧妙运用了中国画中“空白”理论来虚实相生的效果进行独到的阐释。〔13〕对于艺术渊源的探讨，从评论文章来看，着力于开掘其传统渊源，还应值得注意的是汪曾祺学贯而西，“我也曾接受过外国文学影响，包括“意识流”作品的影响，就是现在的某些作品也有外国文学影响的蛛丝马迹”。〔14〕这类话，汪曾祺曾多次提及，他要的民族传统是“要能对外来文化的精华兼收并蓄的”，〔15〕很明显，这一渊源影响研究却鲜有人涉及，几乎是个空白。只有解志熙《汪曾祺与存在主义》，杨鼎川《汪曾祺与外国现代主义文学》（《佛山大学学报》199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