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妥协”、“磨合”论是人们在把握当前现实主义文学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反对道德批判的文学理论走向。 张颐武认为：当前现实主义文学“没有那种像‘改革文学’一样的具体而恢宏的、‘毕其功于一役’的社会方案的‘现代性’的理想设计，也没有那种浪漫主义的以‘终极关怀’超越世俗问题的狂放高蹈，而是承认社会本身需要一种渐进的发展，需要一种‘共存’的意识，需要在让步和妥协中谋求我们这个共有社群的最高利益，而不得不牺牲或放弃某种局部的利益和超越某种普遍的理念。在《大厂》中，吕建国厂长为了全厂工人的利益而不得不请求公安局陈局长放出嫖妓而被拘留的客户，而《分享艰难》中的孔太平则不得不与劣迹极多的洪塔山之间达成妥协。” 秦晋则指出：“对文学现象的评价，缘于对生活现象的评价。是先有生活后有文学，而不是先有文学后有生活。在人与社会的概念里，严格地讲，根本就不存在一个独立的社会和一个可以自由地把自己去与这个社会相联结的独立的个人。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是社会的人，二者只有在相互的关系之中，才能被加以考虑。在一个经济转型、社会变革、充满矛盾和困惑的时期，人们对各种社会现象的看法自然会有不同。不同的看法也会反映到文学中来，形成有差异的创作观念和评论方法。如果你认为今天的社会是在进步，而且是以一种急剧的速度向前发展，这个进步不仅是物质方面的；也是精神方面的，而社会上的各种问题都是伴随着进步出现的，而且也只能在进步的发展中获得解决，从这种现实观生发出来的创作观便是‘分享艰难’。”当前现实主义文学的意义“就在于一种新的文学取向和文学视角，在于它对生活所采取的新的阐释方式，创造了一种新的生活理解模式，在文学文本和历史语境的关系上作了一种新尝试。它摆脱了二值判断的思维陈规，强调状态的‘磨合性’和‘体验感’。就是说矛盾不是通过你死我活的斗争解决，而是用‘磨合’的方式达到统一。” 看来，他们并不真正关心当前现实主义文学表现了什么，而是关心人们对社会生活采取了什么立场。因此，与其说当前现实主义文学表现了“妥协”、“磨合”论的倾向，不如说是有些人在急剧转型的当前社会面前选择了这种“妥协”、“磨合”论的理论立场，即理论的妥协。这种“妥协”、“磨合”论基本上偏离了当前现实主义文学的实际，更多的是借它推销其“私货”。 当前现实主义文学之所以不同于以往的文学，是因为它相当深刻地反映了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独特内容。这就是在当今世界，人们的生活距离越来越大，生活在最底层的贫苦大众，不但在物质生活上被挤到角落里，而且在精神生活上也被碾碎被抛弃。在跨越这种生活的鸿沟的艰难历程中，除了少数人对犯罪和堕落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脚踏实地地向往和追求美好的明天以外，不少人既没有对犯罪和堕落进行顽强的抵抗，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往和追求美好的明天，也没有深陷粗鄙实用主义困境不能自拔而走向彻底的堕落、沉沦以至于毁灭，而是在两害相较取其轻中穿行。这样，他们每走一步都不可避免地陷入痛苦的选择。这就是当前普遍存在的生存的痛苦。这种生存的痛苦将始终伴随他们前行，并不断地折磨他们，撕扯他们。如果他们像“新写实”小说里所描写的小人物那样，陷入粗鄙实用主义困境里不能自拔，从此沉沦、堕落下去，那终身伴随他们、撕扯他们的痛苦将化为乌有。他们甚至会在未来的生活中自得其乐，怡然自得。但是，他们是有道德感的，是清醒的，既没有麻木，也没有沉醉。 同时，这些人违背道德原则和当下的一些人的道德沦丧是不同的。当下的一些人的道德沦丧不但是当前社会的某些畸形发展的产物，而且本身就构成了这种畸形发展的一道风景。而这些人物在违背道德原则的过程中是有痛苦的。这种痛苦是明知不对而不得不为，因为他们无法改变或左右当下的社会环境，但又不能不前行。这种撕裂使他们无法心安理得的生活下去。除非他们像阿Q 那样，在精神上麻醉自己。因此，对这种生存的痛苦，我们的文学不能采取单纯的道德批判。道德批判是必要的，但绝不能停留在道德批判之上。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将在这种生存的痛苦中煎熬的人们违背道德原则和当下一些人的道德沦丧区别开来。对于前者来说，他们是有道德感的；而对于后者来说，他们是没有任何道德感的。肖克凡的《最后一座工厂》的民选厂长江有礼的无能为力和李佩甫的《学习微笑》的刘小水们不得不学习微笑，就将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们的生存困境入木三分地揭示出来了。在社会公仆和社会主人的历史置换中，最底层的人们要艰难地生存下去，就不得不忍受生存的痛苦。这里恐怕既没有人们所指责的“是对真正艰难的逃避和粉饰”，也没有人们所赞扬的“分享进步过程中的艰难”。 可是，“妥协”、“磨合”论却提出：“许多作品都或多或少，不约而同地描写了生活中的那种‘纠葛状态’，不是二元对立，单一矛盾，而是各种矛盾相互纠葛、彼此制约、错综复杂的状态。面对这种无可奈何的情景，人们只能采取比较宽容的‘磨合方法’。”这就不但掩盖了社会生活中日趋激烈的矛盾和冲突，而且牺牲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并不合乎当前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实际。关仁山在《破产》这部中篇小说中告诉我们，当前社会急剧膨胀的邪恶势力不仅巧取豪夺劳动人民的财产，千方百计搞垮全民所有企业，而且促使工人阶级的子女成为他们的精神奴隶，成为他们人肉宴的美味。在歌舞厅里，一边是失业女工和失业工人的女儿在做“三陪”小姐，有的已成为“猎物”，一边是吞噬这些工人的财产的暴发户在依红偎绿，挥金如土，寻求刺激，捕捉“猎物”。这就是说，与过去不同，这些贫苦人家的子女不但承受了空前惨烈的压榨和掠夺，而且在精神和肉体也要遭受十分痛苦的愚弄和蹂躏。因此，“妥协”、“磨合”论实际上是将当前现实主义文学曲解为“说谎的文学”。 “妥协”、“磨合”论认为为了我们这个共有社群的最高利益可以牺牲或放弃某种局部的利益和超越某种普遍的理念，实际上就是在贩卖这样一种历史观，即认为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他们强烈反对对历史的发展进行道德的批判。在他们看来，“历史的前进体现了二律背反。例如一方面，历史上的战争死了很多很多人；另一方面，战争也推动了历史前进。在人类社会中，有些残酷的行为却常常推动历史的前进。彼得大帝的改革，使许多人头落地，马克思也讲过，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多么残忍。”因此，“无论是吕建国厂长为了两千多职工的生活而不能不恳求陈局长放走那个犯事的客户，还是孔太平对洪塔山的隐忍，都不是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泯灭，而是为了一个社群的更高的利益不能不做出的牺牲。中国的发展乃是当代历史最为重要的目标，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之中，为了社群的利益和进步的让步和妥协乃至牺牲都似乎变成了一种不得不如此的严峻选择，分享艰难的过程是比起振臂一呼或慷慨激昂更为痛苦也更为坚韧的。”显然，这是站不住脚的。无论是黑格尔，还是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而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本身。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说得相当明白：“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恩格斯和黑格尔没有根本的区别。他们的区别在于，黑格尔不在历史本身中寻找这种动力，反而从外面，从哲学的意识形态把这种动力输入历史；恩格斯则从历史本身中寻找这种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