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是一位在东西方文化撞击和融合中成长起来的作家，满汉文化的深刻影响、传统文学的熏陶、民间文化的濡染等，都对老舍的个性和创作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外国的文学思潮、文学创作等，也对老舍的人生和创作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其中基督教文化对老舍的思想与创作有着毋庸置疑的影响。本文拟对老舍的创作所受基督教文化的具体影响作一些研究分析。 一 1922年老舍在南开学校的“双十”庆祝会上说：“我愿将‘双十’解释作两个十字架。为了民主政治，为了国民的共同福利，我们每个人须负起两个十字架——耶稣只负起一个。为破坏、铲除旧的恶习、积弊，与像大烟瘾那样有毒的文学，我们预备牺牲，负起一架十字架。同时，因为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我们也必须准备牺牲，再负起一架十字架。”[1]这种为了民众的福利而甘愿负起十字架的精神， 显然受到基督教思想的影响。老舍是在这一年的上半年，在北京缸瓦市基督教堂正式接受洗礼成为基督徒的。据《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24年第7 期载：“舒舍予……北京人，民国十一年领洗隶北京缸瓦市中华基督教会，曾任京师劝学员、南开中学教员、北京地方服务团干事，现任京师第一学校教员，缸瓦市中华基督教会主日学主任。”[2]1921 年老舍在缸瓦市基督教堂参加英文夜校学习时，结识刚从英国神学院毕业回国的中国牧师宝广林。当时主持英文夜校的宝广林正积极筹划将教堂从英国人手里接管过来，由中国人自己管理，这种独立不倚的民族精神使老舍十分钦佩，他与许地山、白涤洲等参加了宝广林组织的“率真会”和“青年服务部”，他们常聚在一起研讨宗教、文学、教育以及改造社会和为社会服务的问题。这年夏天，老舍在缸瓦市基督教堂兼任“西北城地方服务团附设铭贤高等小学及国民学校”校务主任。受洗入教以后，老舍为北京缸瓦市中华基督教会起草规约草案，完整地规定了教会的宗旨、体制等。1922年老舍应聘任天津南开学校中学部国文教员，并且被特邀为“查经班”主讲，主讲内容多为《新约》、《旧约》等。1922年12月老舍翻译发表了宝广林撰写的《基督教的大同主义》一文，该文宣扬基督教的同情、服从、克制等教义和实现世界大同的途径，翻译这篇文章使老舍进一步接受了基督教的思想。1923年老舍在灯市口大街北京公理会基督教附设的地方服务团工作，并在缸瓦市基督教堂主持“儿童主日学”。他在《真理周刊》上发表论文《儿童主日学和儿童礼拜设施的商榷》，提出在儿童做礼拜时不应要求他们背诵《圣经》、赎罪祷告、唱《圣歌》《圣诗》，不搞信仰早熟，主张将传授知识、启发他们动脑动手放在重要地位，目的在于教育他们成为社会有用之材，体现了老舍独特的见解。1924年老舍在《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7 期发表长篇论文《北京缸瓦市伦敦会改建中华教会经过纪略》，认为西方基督教组织“以此（伦敦会）形成之物，施之东方”，很不适应中国的情形，提出教会应自立、自治、自养，这是颇有见地的。1924年夏，老舍经在燕京大学任教的艾温士牧师推荐，赴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华语讲师。在此期间他要求校长同意他以基督教教名Colin （即“人民的胜利”之意）代替中文名字“庆春”。1929年老舍离开英国，回国后任教于教会学校齐鲁大学，曾在北京神学院和几处青年会作过讲演。1931年5 月老舍曾为神学院刊物《鲁铎》题过刊名。1937年他的《小人物自述》刊登在具有宗教色彩的刊物《方舟》上。抗战期间，老舍曾在重庆举行过《〈圣经〉与文学》的讲演，对《旧约》前五书详细阐述，并论及其文学价值。还指出《圣经》中一本十分重要的文学书是《新约》中的《启示录》[3]。1944年4月15 日老舍在“文协”举办的座谈会上说：“我们要做耶稣生前的约翰，把道路填平，迎接新生者。”“文学家应该誓死不变节，为转移风气努力。耶稣未出世前即有施洗的约翰，文艺家应拿出在今日文艺的荒原上大声疾呼的精神，为后代子孙开一条大道。”[4]这位被耶稣誉为“不只是一位先知，他比任何人更伟大”的约翰，他是迎接弥赛亚来临的上帝的使者，上帝召唤他做先知，他向人们传道：“转离罪恶，悔改受洗吧！上帝就会赦免你。”耶稣也请约翰为他施洗，人们将他称作施洗约翰。老舍愿做填平道路的施洗约翰，以迎接新生者。 老舍作为一个基督徒，他深受基督教教义的影响。他努力汲取基督教为社会服务的救世思想，这成为他人生道路上的处世态度和精神支拄。入教以后的老舍就将其名字改为“舍予”，这显然受到基督教舍己救世思想的启迪。1941年他在《敬悼许地山先生》一文中说：“我认识地山，是在二十年前了。那时候，我的工作不多，所以常到一个教会去帮忙，作些‘社会服务’的事情……”老舍突出教会工作的社会服务性质。在老舍撰写的《北京缸瓦市伦敦会改建中华教会经过纪略》中，他谈及自立后的中华教会说：“所谓中华教会者，以华人为中心之教会，亦即以教会为社会之中心也。欲达此旨，则社会服务，最为紧要，犹之西人传教异域，必以施医为先锋也。设中华教会，有施医院，有平民学校，有公众阅报所，有妇女工厂，有劳工之救济，有灾害之赈施，社会所需，胥备于此，社会人才，罗致无遗，则教会已成为社会之中心，欲求其不发达也不可。”老舍将社会服务视为中华教会最为紧要的工作。他以一种背起十字架的基督精神去参与社会服务，去拯世救世，并把这种精神注入其文艺创作之中。他在《诗人》一文中说：“在别人正兴高采烈，歌舞升平的时节，他会极不得人地来警告大家；大家笑得正欢，他会痛哭流涕，及至社会上真有了祸患，他会以身谏，他投水，他殉难……”在这种为了救世而殉身的诗人身上充溢着基督教的牺牲精神和拯世色彩。 老舍对宝广林提倡的基督教的大同世界是深以为然的，这种基于基督教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基础上的大同理想，是老舍一生努力追求的，他深切希望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一个“活活泼泼，清清醒醒，堂堂正正，和和平平，文文雅雅的中国”[5]。老舍为追求这个理想，不倦地探索和揭示民族性格的弱点，努力塑造理想的国民性格，成为继鲁迅之后执著地探索国民性的重要作家。同为基督徒作家，老舍与许地山有着相似之处，汲取基督的救世精神、关注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是他俩共同的追求。由于许地山对佛、道、耶诸教都有深入的研究，他能站在宗教之上求宗教精进求善的意义，从而在创作中努力写出在充满苦痛的博爱里坚定执著的性格。由于老舍出生于满族家庭，父亲是死于与入侵的八国联军战斗中的，这使老舍对以自由、和平为伪装的帝国主义深为愤恨，因而在其创作中对外国传教士的虚伪性格作了十分深刻的揭露，对倚仗洋人的宗教势力而图谋私利的中国教徒作了有力的抨击。从这一方面看，老舍的创作与萧乾甚为相似，然而老舍在其创作中对理想人格的塑造与推崇，又是萧乾笔下难以见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