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中有体正如文之有类一样，乃是其历史和逻辑发展的必然产物。然而人们常常对其多有忽视以及误解。其中最主要的误解就是把诗体仅仅当作所谓的形式。它的发展和演变被认为仅仅是由所谓内容来决定，因而自身变得无足轻重。但在我们看来，诗体作为诗歌的具体存在方式，并不等于那种仅仅用于装载所谓内容的体裁，而是还包含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具体说来，这种诗体由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协调构成：一是诗人的主观审美倾向，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诗人的主观作风及其对于表现材料的选择；二是诗人所选取的题材和主题，它们将从一个方面影响和制约作品的审美品质；三是诗人所创造的言语结构，它既是一首诗作所要表现的思想情感内涵的载体，它本身所形成的文体风格又是作品总体美学风格的重要构成因素。因此，诗体并不仅仅是所谓的形式，而是还具有某种本体的意义，直接和间接参与了诗歌作品思想情感内涵的形成。从这样的诗体概念出发，我们对于现代新诗的发展就获得了一种新的描述视角。按照我们的理解，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的确受到各种社会历史因素的深刻影响和制约，同时又存在“流派”的事实。但我们发现，也可以把新诗的历程看作是若干种诗体运动和流变的过程。不同诗体之间的相互转化，形成一种内在的诗的秩序。这既是一个新诗史的话题，同时又是一个富有理论意义的命题。早期白话诗中的“胡适之体”即为这一命题之中的一个典型的范例。本文试图就此作出一些新的说明，以加深对早期白话新诗的理解。 一 白话自由诗的产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胡适则被称作是新诗的老祖宗。但胡适对于新诗的意义究竟何在？这还得从早期白话诗的兴起说起。 中国现代新诗自何时起？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1935）第一段回答了这一问题：“胡适之氏是第一个‘尝试’新诗的人，起手是民国五年七月。新诗第一次出现在《新青年》四卷一号上，作者三人，胡适之外，有沈尹默刘半农二氏；诗九首，胡氏作四首，第一首便是他的《鸽子》。这时是七年正月。他的《尝试集》，我们第一部新诗集，出版是在九年三月。”朱先生的上述话语颇有历史结论的意味。说胡适是第一个尝试新诗的人，根据主要是胡适《尝试集》初版自序和胡适后来在新文学运动中的影响。但这不能否认也有其他人同时或更早在尝试新诗。胡适在1920年《尝试集》初版自序中说：“我的《尝试集》起于民国5年7月，到民国6年9月我到北京时，已成一小册子了。这一年之中，白话诗的试验室里只有我一人。”实际上，当时尝试做白话新诗有影响的，还有沈尹默、刘半农、俞平伯以及郭沫若、周作人、康白情等人。只是胡适的“尝试”显得特别典型且有史料可稽。胡适在上述《尝试集》初版自序中就用了很大篇幅追述了自己尝试做新诗的过程，颇能从一个侧面反映早期白话诗形成的艰难。 事情要追述到1915年夏天，当时胡适正与另几位中国留美学生任叔永、 梅光迪（觐庄）、 杨杏佛等人在美国康乃尔大学所在地绮色佳（Ithaca）度夏，并常在一起讨论中国语言文字、中国文学和文化等问题。据胡适讲，“这一班人中，最守旧的是梅觐庄，他绝对不承认中国古文是半死或全死的文字。因为他的反驳，我不能不细细地想过我自己的立场。他越驳越守旧，我倒渐渐变得更激烈了。我那时常提到中国文学必须经过一场革命；‘文学革命’的口号，就是那个夏天我们乱谈出来的。”度完暑假，梅光迪要到哈佛大学继续读书，胡适就作了一首58行的七言诗送行。全诗共3段，其中第2段写道： 梅君梅君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 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 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势不容坐视， 且复号召二三子，鞭笞驱除一车鬼， 再拜迎入新世纪。以此报国未云菲， 缩地戡天差可儗。梅君梅君毋自鄙。〔1〕 所谓文学革命的口号，第一次就是在这里提出来的。但胡适此诗实际上是一首打油诗，其中较为特别的是使用了11个外国词语的音译，风格较为怪异。同来绮色佳度夏的另一位朋友任叔永看到此诗后，把其中的外国字连缀起来，又做了一首游戏诗送给胡适，以示挖苦之意，诗曰：“牛敦爱迭孙，培根客尔文，索虏与霍桑，“烟士披里纯”：鞭笞一车鬼，为君生琼英。文学今革命，作歌送胡生。”胡适当时正要转学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就在火车上沿用任叔永的诗韵作了一首很庄重的答诗《戏和叔永再赠诗却寄绮城诸友》： 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 琢镂粉饰丧元气，貌似未必诗之纯。 小人行文颇大胆，诸公一一皆人英。 愿共伐力莫相笑，我辈不作腐儒生。 梅光迪见此诗又写信批驳胡适：“足下谓诗国革命始于‘作诗如作文’，迪颇不以为然。诗文截然两途。诗之文字（Poetic diction）与文之文字（Prose diction）自有诗文以来（无论中西），已分道而驰。 足下为诗界革命家，改良‘诗之文字’则可。若仅移‘文之文字’于诗，即谓之革命，则诗界革命不成问题矣。以其太易也。”任叔永也来信不同意胡适的主张，使胡适觉得自己很孤立，但胡适却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信心，并填了一首《沁园春·誓诗》的词，其中写道：“文章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腐臭，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胡适说这其实是一篇文学革命的宣言书，所以口气颇为狂放。第二年夏天（1916），胡适再次路过绮色佳，再度与任叔永、梅光迪等相遇。胡适与梅光迪等人再次就新诗新文学问题争论不休。于是胡适写了一首百余行的白话打油诗《答梅觐庄——白话诗》。诗中开篇描摹争论的情景：
